Mar 1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数位工业
Adrien Cherqui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8
Source: Flickr
2014年2月19日是苹果和三星，这两个手机大厂必须协调出一项协议的期限。圣地牙哥法院於2014年1月提出这项协商要求，希望能找出折衷办法以避免两大集团再次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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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依据科技产业市场研究机构IDC的资料，2013年全球共卖出超过10亿台智慧型手机，较2012年成长38%。加上2013年的市占率来看，三星共计卖出3亿1390台，市占达到31%；苹果共卖出1亿5340万台iPhone，达到15,3%。排名第三的是中国品牌华为，卖出4880万台，市占率达到4,9%，但仍远远落後前两大品牌。
自1983年3月6日，Motorola创立第一个无线通讯系统後，行动通讯科技即在各项规范丶技术的累积下逐渐发展。行动电话在1990年代普及丶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标准在全球成为规范，再加上3G丶4G技术的发展，造成各项行动服务，如影音资料阅览丶应用程式以及上网功能，全然整合在智慧型手机上。尽管这些技术变革近年来彻底改变了电信领域，但不变得是它持续由少数几个业者独占。诺基亚丶华为丶三星丶乐金以及苹果─於2007年推出的第一代iPhone带动智慧型手机的需求─共同组成这个独占体系。但也因此，各大厂间竞争激烈，尤其在研发的投资方面。於是，激烈的产品竞争造成手机制造业者必须违法使用对方研发出的专利。
自2011年4月以来，三星和苹果这两大手机厂针对多项专利进行国际诉讼。其中最知名的审判结果仍是2012年8月三星被裁定必须赔偿十亿美金，以补偿苹果iPhone和iPad所遭受的专利损失。在司法诉讼过程中，三星谴责苹果擅用属於三星的规范和技术专利。而苹果则认为三星的Galaxy S和Galaxy Tab系列产品抄袭iPhone和iPad的介面和外型设计。而除了这两家公司的诉讼竞争之外，背後其实更牵涉了手机作业系统研发者的竞争，亦即苹果使用的iOS作业系统，以及由Google研发丶大部分三星手机装载的Android系统。
2013年6月，两大行动电话厂的司法战争被带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这个裁判贸易冲突的美国联邦机构认定苹果曾违背三星的一项重要智慧财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因此禁止苹果进口和贩售与这项技术相关的无线通讯工具和移动音乐服务。然而，这项裁定从未被执行。实际上，2013年8月3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和美国政府片面否决这项裁定，而这甚至造成韩国主管单位的激烈反应。
理论框架
一丶行动通讯技术的跨国化。跨国企业为了满足其特有的生产模式需求，必须在研发层面相互合作。互相竞争的对手必须整合，以共享资源丶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力。
二丶跨国企业的结构性权力。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拥有决定产业未来趋势的主导权力。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如引用Susan Strange的概念─将描绘并决定全球经济的结构，而当中的其他成员只能依据改变而行动。
案例分析
行动电话是当前成长最快的产业，众多不同产业的行为者在其中相互交流。其中有三大产业逐渐整合：行动电话丶硬体以及软体。全球化进程和创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这些业者共同运作出新的经济模式。然而，新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否，关键在於是否能维持产业的成长丶呼应市场的需求，并保持竞争力。此外，过去为国内市场需求为依据的生产模式也转变成为依据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个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性的改变」促使行动通讯产业的跨国化，更是三星和苹果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根源。
不管是在个人电脑丶平板电脑或是智慧型手机的各个生产制造环节，三星拥有比苹果更多的经验。不管是处理器丶萤幕和软体，三星拥有足够的资源生产高科技产品，并且实际上也是产业的领导者。尽管这个南韩企业是苹果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却矛盾地必须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最显着的例子如iPad 2和iPhone 4S装载的A5处理器，尽管由苹果设计，却是三星负责生产。此外，苹果未来产品使用的A8处理器，将由台积电制造。然而，苹果不会完全舍弃三星，以避免零组件供应匮乏的情况，何况三星的处理器未来仍将保有全球30-40%的产量。
在行动电话和平板电脑领域，同业间的相互依赖成为硬体生产的特徵。也就是说，三星向苹果提供工业生产的技术，而苹果替三星开发新市场。美国经济学家John Dunning称这个现象为资本主义结盟。因此，既竞争又合作成为企业间新的一种关系。
这个模式的生产机制不可避免的造成科技的传递，但也同时促成行动电话产业内各形为者权力的重新分配。此外，激烈竞争造成业者无法避免地使用某些特定的标准性专利。这个违背竞争对手专利的行为却在业界成为常态。在诉讼的初期，三星不断提出某些关於3G规范的专利应该成为产业的「基础标准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然而，侵害科技性专利的行为若依据社会学家Ulrich Beck，应属於私法范畴。两个对立的论点突显出国家没有足够能利处理这个争议以及国家立法权力的不足。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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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Le Monde, « Brevets : Apple et Samsung échouent à s’entendre aux États-Unis », 23 février 2014, disponi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 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4/02/23/brevets-apple-et-samsung-echouent-a-s-entendre-aux-etats-unis_4371831_651865.html
Mosca Marco, « Les tops et les flops du marché des smartphones en 2013 », Challenges, 28 janvier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challenges.fr/high-tech/20140128.CHA9712/samsung-apple-huawei-lg-les-tops-et-les-flops-du-marche-des-smartphones-en-2013.html
Strange Susan, Stopford John, Henley John S.,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Strange Susan, « States, Firms and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 (1), 1992, pp. 1-15.
Jan 7,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数位工业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82
Pixabay
2012年12月21日，欧盟执委会发布一封警告意味浓厚的新闻稿，批评三星电子滥用其所持有的科技专利以捍卫在欧洲市场的独霸地位。实际上，三星和Apple一年来在日本丶南韩和许多西方国家互相控诉对手侵犯专利。值得留意的是，於2012年8月，这个南韩企业集团被美国加州法院判决必须支付苹果电脑公司破纪录的1亿美金罚款。
藉由这封警告信，欧盟执委会企图重整行动通讯领域的秩序，也此而成为第一个介入这两家电子大厂纠纷的国际机构。然而，我们仍须探讨为何各个智慧型手机制造业者明知将面临一连串的司法问题却仍故意一再使用竞争对手的科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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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自1983年，全球第一台作商业发行的行动电话Motorola DynaTAC 8000上市以来，行动电话市场似乎就足以象徵整个科技的演进。但其实仍须等到1990年代中期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全球行动通讯系统，或称2G，第二代行动通讯标准)到来，这个全新市场才得以迅速扩张。随着这项新的科技标准，资讯的传递从原本的类比式进展到数位化模式，通讯成本因此得以大幅降低。在这个阶段，全球电信产业的金融化是最显着的特徵。随着电信领域在各个国家逐渐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欧丶美与日本传统电信业者─在此时转变成私有企业，发起众多的合并或并购案，而这些商业决策尤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电信业者而来。
自2000年中期3G标准普及後，全球电信产业进入一个重整期；宽频让行动电话可以加载全新的服务─使用影音内容或各类应用程式─，一个新的商业生态体系因此产生。三个产业交错其中：行动电话丶电子与软体。然而，原本掌控大部分资源的传统电信业者顿时失去优势，且新的利润落入多功能行动电话的制造业者手中，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科技资源，更容易整合这三项产业。
别忘了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目前正快速扩张。光是2012年第二季就卖出了约1亿5390万台，较2011年同期成长了40%。三星电子在电信领域耕耘多年，且已取得众多有关於3G标准的核心专利，任何其他手机制造业者都无法避免使用。至於苹果电脑所注册的专利则多与萤幕操作介面与设计相关，且已经影响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智慧型手机设计业者。事实上，智慧型手机的相关技术早已在各个制造业者之间互相传递丶互相交流。然而，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手机大厂必须持续找出新的策略以提升销售数字。诉诸司法以延宕竞争对手出货不失为一个终极策略。自2009年10月，Nokia对Apple提出在智慧型手机领域的第一项诉讼案以来，相关的专利争议即不断地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
理论框架
一、电信领域的无政府状态。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的制造业者间的诉讼不断增加且有跨国化的趋势，这突显出有能力处置全球电信领域争议的主管单位其实并不存在。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的「国际电信规范」尽管建立了电信产业的根本原则，但早已不符合现时需求。事实上，这个国际条约自1989年生效後直到2012年12月召开的全球国际通信会议才首次修改。至於1997年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架构下签署的电信协议尽管开启了电信服务的去管制化，但是各国政府仍然保留一定程度的管制权，导致相关规范难以执行。正是因为缺少一个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处理电信领域诉讼的主管机关，其治理仍停留在国家层级，各国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因此更显得纷乱无章。
二、科技的跨国传递。三十年来各国电信业者在全球化市场内相互交易，使得今日电信领域的规范和标准已经在全球范围统一。这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造就了全球行动通讯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而且国际通讯不仅对企业或是个人来说都是一项日益重要的需求。智慧型手机的制造业者身处创新工业的核心，而智慧型手机本就是一个替全球市场所打造的产品。在科技进展相互交流并持续累积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必须持续创造出技术层面更精进的产品。在这个逻辑下，未经授权而使用已被竞争厂商申请为专利的科技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无可避免。
案例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摩斯(Marcel Mauss)以为科技学(technologie)─研究科技(technique)的学问─是社会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探讨智慧型手机产业，其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细数这些跨国企业所达成的经济收益或创新成就。而是该了解这项产业所带来的快速且剧烈的变化正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事实上，智慧型手机不仅仅是一个通讯的工具。正如同第一支传统手机，智慧型手机最初亦是社会地位的象徵，购买最新型的智慧型手机就如同购买奢侈品，可看作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此外，不管是在西方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行动电话的使用者都已经习惯每月支出一笔不小的预算。事实上，前几代Blackberry手机的成功见证了这个通讯机具如何能带给商务客户一种崇高的专业形象。但上层社会的生活模式迟早都会被社会其他阶层效仿，而消费性电子产品持续滑落的售价更加快了智慧型手机的普及。此外，社群网路和各种应用程式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因为使用者从今尔後需要随时保持连线并与外界沟通丶分享讯息。
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被少数几家跨国企业独占，其根本原因在於除非能拥有足够的法律资源并取得为数庞大的专利，否则这个市场本身就难以进入。智慧型手机大厂间的竞争激烈，全球各个商业顾问公司不仅比较各大厂每季发布的销售财报，更要比较它们在全球市占率的高低。由於全球市场仍不断扩大，无法抢进新市场或是维持原市场的业者很快地就会看到市占率快速下滑，一但前景不乐观，更会拖累股票市值。甚者，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R&D的投资成本却持续提高。因此，处於劣势的业者将难以逃出这个恶性循环，但宰制市场的业者却可趁势提振销售。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欧洲市场竞争监管单位的欧盟执委会要求三星电子必须释出被认定为工业标准的科技专利。然而，Apple控告三星侵权的专利原则上并不会影响手机的使用。这说明了为何三星在各国法庭前通常居於劣势。
尽管智慧型手机大厂间的司法攻击炮火猛烈，但也别忘了在法庭外的秘密协商也从未间断。2012年11月，在无预期的情况下，Apple和HTC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双方决定终止自2010年3月以来展开的所有诉讼官司，并且在未来十年内可以互享对方已拥有或将开发的专利。实际上，这间台湾企业被专利战拖累导致市占下滑，现在已不是Apple的攻击标的。但多年来作为Google和Microsoft的夥伴，HTC现在转变成为Apple的盟友。
很显然地，只要三星和Apple维持在市场上的独占优势，两者之间的专利战也将会持续下去。矛盾的是，这些诉讼案真正的关键并不在於科技专利本身，而是在於这些智慧型手机大厂所运用的企业策略以及在全球范围缺少一个调停的主管机关。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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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Norbert, La Dynamique de l’Occident, trad., Paris, 1975.
Le Monde, « Samsung condamné à verser plus d’un milliard de dollars à Apple », 25 août 2012, à l’adresse web: 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2/08/25/guerre-des-brevets-apple-remporte-une-victoire-ecrasante-contre-samsung _175 0814_651865.html [28 déc. 2012]
Mauss Marcel, Techniques, technologie et civilisation, Paris, PUF, 2012.
Musso Pierre, Les Télécommunication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Coll. Repères.
Reich Robert, The Works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2.
Roseau James N., Sign J. P. (Ed.), Information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Changing Scop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Apr 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外交
Jenna Rimasson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6
2011年3月11日，日本经历了里氏规模9级的地震，其震央发生在太平洋。地震立即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日本群岛的东海岸，而该地区有相当密集的核电厂。因此，在这一人道危机之外，增加了影响全世界的核灾难。日本的邻国，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悲剧迅速作出反应。中国政府派出了救援队，为幸存者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甚至燃料，同时在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组织动员，收集捐款。最后，中国政府已疏散在灾区的3000名中国公民。但是，这起事件最重要的是将导致中国重新检视自己的原子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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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1281年，神风台风摧毁了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忽必烈蒙古舰队。此类天然特性，使日本相对於中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仍能保有国家的独立性。
相对来说，中国对日本，分别在1895年和1931年，历经两次重大挫败。后一次致使日本占领满洲，直至1945年，投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些历史事件仍旧会引起外交关系紧张，日本首相小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或中国宣称拥有对钓鱼岛其及附属岛屿领土的拥有权就是证明。然而，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发生的地震，改善了中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事实上，北京接受了日本救难团队的人道援助。
从核问题整体来看，不要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核武大国，并曾在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在1984年，中国成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员，也在1992年3月9日，在多年的否决之後，北京终于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理论框架
1、 紧急援助。當自然灾害發生時，国家，亦或者是非政府组织 – 尤其是拥有国际規模者 – ，向灾区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除了表现同理心，这种援助提高了捐赠者的知名度，并允许他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他的道德价值观。
2、 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外交行动征用。民间社会行动者绕过传统的机构以实施的對外政策，而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这种现象阐明了由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罗斯诺 (Rosenau) 所提出的技能革命 (skill revolution) 的概念，罗斯诺呼吁重新评估民间社会行动者的角色，并考虑宏观与微观混合描述。
案例分析
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无论是在南中国海的军事紧张冲突或日本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外交机构时常处在瘫痪的状态，阻碍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真正的对话。然而，四川大地震和这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本州岛的地震，是促进两国人民团结的一个重要契机。事实上，中国人民仍记得他们的邻居提供的协助，而现在反过来动员来援助他们。微观的互动，在个人层面上建立，显然地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此危机和紧急情况之下，地方各级部门跳过中央政府部门和中国共产党 － 与日本建立姐妹市关系目前正在发挥功效 － ，甚至是民间社会响应各协会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行动，如中国红十字会。这说明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权利的重新分配，以符合国内和跨国团体的利益。发展合作的企图心迫使当局改变其政治策略，此类新行动者的外交动作强迫当局改变自己的初始位置。尽管因为缺乏自主性而经常遭受批评，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目前正运用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来影响其决定。这些组织迫使政治机构通过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的行动计画更为适宜，再加上他们来自「下层」的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中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伙伴，尽管在面对各种争议时，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其垄断地位。但这类操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所有提供给日本居民的援助与中国的人权概念相符，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此外，还须提到的是，这场影响日本的危机也有利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双方正建立健康危害预防和紧急援助的合作机制。
对北京的政策冲击也体现在赋予核安全总局更显着的地位和给予环境部更重要的角色。在此之前，环境部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仅是政府一般的机构，它现在拥有更多的预算。然而，专家们在中南海的决策机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因为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合法的工具，能改变政府议事日程上的优先顺序。北京，尽管目前管理着25个核电厂的建设，且13个已经开始运转，不久前冻结了兴建新的基础设施的决定，并大力加强和提升安全标准以及放射性物质的预警/测量系统。
自然环境和原子科学技术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均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领袖被迫以更高的透明度来回应，并且更重视舆论。尽管如此，中国的能源需求，时时提醒政府另一种优先顺序。事实上，在2007年，北京与法国阿海珐公司 (Areva) 签署了在核能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 － 价值80亿欧元 －，以提高能源生产和掌握新技术：透过着名的新一代EPR反应炉。原子能的开发 － 在许多国家 － 仍然是国防秘密，因此很难进行民主辩论。不过，在这个战略领域所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层面的伙伴关系，表现出某种国家权利的削弱，而由某些经济团体获利。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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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er Astrid, «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en Chine », Monde chinois, (19), aut. 2009, pp.9-14.
Niquet Valérie, «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du Sichuan aux Jeux olympiques : la Chine face aux défis politique de l’année 2008 », A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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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wang, « La Chine accorde avantage d’aide au Japon », 17 mars 2011,
En ligne, http://french.news.cn/chi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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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net, « 山西省红十字会开展日本地震后寻人工作 », [La Croix Rouge de la province du Shanxi déploie ses activités de recherche des rescapés japonais après le séisme], le 17 mars 2011,
En ligne, 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11-
03/17/content_22301497.htm, consulté le 25 mars 2011.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后中国多部委表示向日提供援助 »
[Après le séisme, les différents ministères chinois offrent leur assistance au Japon], le 16 mars 2011, En ligne,
http://www.gov.cn/jrzg/2011-03/16/content_1825560.htm, consulté le 25 mars 2011.
Apr 20,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道问题
Philippe Ryfman
翻译 陈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19
规模高达7.0~7.3，2010年1月12日在海地发生的地震是近二十五年来最严重的其中一场灾难。这场地震在首都及邻近城市造成了至少23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以及120万人无家可归。另外，估计有75万人迁移至外省。在物质损害方面，则达到每年国内生产净额的百分之120。面对这样的一场浩劫当中，有许多的人道救援团队来到这个岛上。然而，这些救援受阻于太子港机场的堵塞、港口的阻滞、主要设施的毁坏、以及政府机关的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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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国际人道救援系统自90年代起，开始由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国家共同组成。
跟一般想法不同的，一场自然灾害总是会伴随着政治的因素。灾害会突显出一国政府面对与处理危机的能力，无论是由国家机器或是公民社会来进行灾害控管。2010年2月27日的智利大地震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区域层级上，可以注意到在海地地震中，多米尼加共和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即使这两国传统关系并不密切。另外，也应该注意巴西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墨西哥在地理上如此靠近，却缺席了后续行动所代表的意义。最后，若是结合区域与国际观点，美国的强力介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不过，对于国际人道救援系统中的某些团体来说，这场灾害的背景以及过程使得他们面对一个重大的危机，并在未来存在着重组的可能。
理论框架
1. 跨国私人行为者—非政府间组织以及红十字会—或是公共行为者—联合国机构以及欧盟，长久以来在人道救援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12月的海啸之后，除了以往常见的互动及伙伴关系以外，不同人道救援行为者之间更具协调及理性的合作关系开始成型。这样的方法使得救援行动更加广泛，并且避免重复行动造成的浪费，也让救援联络网更为良好。
2. 国际人道救援的全球治理开始在联合国的系统下形成，并由其负责整合操纵国际救援行动。
案例分析
自2005年以来，一个关键领域的重整开始被推动，包括了那些可操作或是跨领域的部分。接着，开始致力于财政部分的重新规划，建立了一个金融机制CERF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用以取代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募集系统。另外，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其人道事务联络办公室 (OCHA，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被赋予共同监督的责任。
但在海地，这样的协调机制遇到了严重的不足，这一点由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秘书长赫尔姆斯 (John Holmes) 所承认。另外，国家的人道行为开始与其竞争，甚至取代之，尤其是美国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大部分都围绕着军事中轴展开。但是美国这样的政策似乎是令人担心的。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曾在90年代初期被检验，并立刻由于实际因素被扬弃；一连串的失败—从索马利亚到卢安达—暴露出其无效率的缺点。但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造成了对人道救援的基础和原则的质疑。而那些继续存在的—在阿富汗，尤其是2001年后出现的地方重建团队 (PRT，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更确定了这个争议点。第二，这种军事化的人道救援行动，并不是那种在蛮荒之地进行全面救助的神圣骑士。在他们的行动之前，海地的或国际的非政府间组织，例如MSF、ACF和CARE都已经随着国际红十字会对人民进行援助。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 (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 在法国的唯一分会，在数天内便在当地建立起四座简便医院，并从一月起对上万人进行治疗。至于ACF，透过其净水计划 (WASH) 每天都帮助了十万人。最后，Solidarité、Oxfam、CARE、法国红十字会和其它联合国团体都在援助无家可归的人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国家针对国际层级的重建的讨论的速度—2010年3月31日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似乎代表着人道危机已经结束了。然而，这个问题其实仍旧持续着，因为灾后重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面的—大量的流浪人士、伤员、境内城乡间的流离、毁损的建筑物—也不是在短短几周内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数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解决。所以，短期的人道需求仍然是必须重视的，现在的关键点则在于预先规划这方面的预算，无论是金钱的或是人力的，以用来面对不时的危机。只去看豪大雨、热带气旋或是飓风的季节是很危险的。海地的重建的确要依赖非政府间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努力，但是相关机构和其它国际伙伴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场地震带给我们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从今以后应该要在国际间受到重视。在一个越来越都市化的星球上—2025年将有25个城市居民超过1000万人，其中10个超过2000万人—这样的自然灾害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口及物质损失，尤其是在贫穷国家中。因此，海地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贫穷人口越多，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就越弱。所以再各个救援行动之间的协调就显的益发重要。然而，若是人道救援的国际治理实际上是由国家来掌控，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机构，其主导角色将会受到质疑。对于受害者的救援与协助，其最适当的范围，将会附属于政治考虑之下，并伴随着可能的忽视与大幅减少援助。
参考資料
Action Aid, The Evolving UN Cluster Approac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kistan Earthquake: An NGO Perspective, Londres, Action Aid Internationl, 2006.
Adinolfi Costanza, Bassinouni David, Lauritzsen Halvor, Williams Roy, Humanitarian Response Review, OCHA, New York, Genev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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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ki Sami, Militarisation de l’humanitaire, privatisation du militaire, Paris, CIRPES, 2004.Coll. Cahiers.
Ryfman Philippe, Une Histoire de l’humanit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Coll. Repères.
Oct 19,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和平, 诺贝尔奖, 非国家外交
Josepha Laroch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
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诺贝尔委员会向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奥巴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许多专家对这个决定感到意外。在两百多位被提名人选中，专家原本预期受奖者为津巴布韦的总理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angirai)，或由一个中国人权斗士获奖。许多人强调奥巴马的获奖与1983年的受奖者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一样，他们根本还来不及有所作为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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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成立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由当前在位的美国总统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确实，在1906年，诺贝尔委员会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5-1909)调解了日俄战争为由，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位美国共和党总统。随后，在1919年，则轮到民主党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由于他对创立国际联盟付出的努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理论框架
这个授予说明：
一、 非政府行为者－在此案例中为诺贝尔委员会－开创了一个非政府的外交空间，而这些行为者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影响力。
二、 一个象征性的资源－ 诺贝尔奖 —被转化成为政治的手段。
案例分析
我这么说并无意挑起争端，但我认为正是由于奥巴马总统什么都(还)没做，才被授予了诺尔贝和平奖。
自从不久前他当选总统起，他所发表的谈话主要在于和前任共和党总统布什的政策做切割。但奥巴马虽然还没有时间实现他选举期间的承诺，他已经重新定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并且重建了美国在世界上享有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
一、 他宣布废除原本预计部署在波兰的反导弹系统计划，本计划尤其遭到俄罗斯的反对。
二、 他向全世界展现了对抗气候暖化的决心。
三、 他发表了支持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宣言，尤其是跟伊斯兰世界的交流。
四、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表明要将全球的解除核武行动列为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
首先，我们得强调这些讲话远远不只是简单的空话。事实上，基于他身为全球第一强权的总统这项事实，显然他的谈话关系到政府的意向；也就是说，这些谈话本身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影响力，这影响力同时也反映现实中政府的作为。换句话说，这些话一旦被说出来，就产生了具体的影响：这些谈话并非毫无意义。显然，诺贝尔委员会特别重视到这一特点。
除了这一考虑之外，要明白的是诺贝尔会— 通过授奖制度 — 遵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志进行着非政府外交。诺贝尔会凭借奖项的发放不断地对国际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以自身的政策定位来引导各国的政策。事实上，从诺贝尔会成立以来，也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为自己设定了一些首要目标，像是一些国际上的关键事务，并进一步将其排入议事日程表。这些事务讨论的是：一、积极地维护人权；二、从长远看来，通过奖项的授予，对特定政治事务提供保证和支持。
在这方面，要注意的是，过去诺贝尔会通过一些得奖者，比如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chael Gorbachev)，在冷战期间鼓励了东西方的缓和政策。同样地，给约翰·卢图利(John Lutuli)、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以及弗雷德里克·戴克拉克(Frederik de Klerk)颁发了奖项，支持他们对抗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歧视。此外，在2004年，诺贝尔会也通过选出肯尼亚人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以及2007年被选出的高尔(Al Gore)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确立了自身的环保方针。最后，诺贝尔会一直不断地实行推动全球的军备裁减，尤其是在解除核武这方面。以此理由，在1995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依其所创建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而获得奖项。而在200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也获得了奖项。
关于奥巴马的获奖，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会并非因为他的政策和完美的政策行程表而奖励他。更何况诺贝尔奖项的提名申请截止日，距奥巴马总统上任仅仅只有十一天。实际上，透过授予奖项和全球对此事件的关注，有别于他国领袖，诺贝尔委员会特别决定赋予这位美国总统一个附加的全球正当性。从那一刻起，他就带着诺贝尔奖项的光环，并且被托付了发扬诺贝尔精神的任务。现在，奥巴马便承担了这项超越个人而带有普世价值的使命。今后他将体现诺贝尔的外交方针，而不只是美国外交的领导人。
虽然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乎『政治正确』的决定，但是事实上却不然，这个授予反而显示诺贝尔委员承担了相当的风险。前所未有地，诺贝尔会赌下了自己的信誉，不管是象征性的或是制度上的信誉。我们应该把这个授予视为一个诺贝尔会的象征的手段。这也可以视为一项诺贝尔会的投资，旨在影响这位美国新总统的政策。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个奖项交付了一个必须达成任务的指令，迫使奥巴马必须将其承诺付诸实行。
参考資料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Paris, PUF, 2005.
Fant Kenne, Alfred Nobel, a Biography, New York, Arcade, 1993.
Wade Nicholas, La Course au Nobel, trad., Paris, Messinger,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