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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92 – 缺乏協調下跨國性動員的政治脆弱性 俄羅斯政權對於少數性別族群的打壓

Michaël Cousi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92

Pixabay

2013年6月30日,俄國總統佛拉迪米·普丁 (Vladimir Poutine)頒布了一項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宣傳非傳統的性向關係」。這項法案目的在壓抑LGBTI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及雙性人)活動份子使用公共空間用以請願、要求本身權益,目的在於防止「此類資訊傳遞可能引起未成年人對特別性向關係發展的興趣」。然而,此項新立法將引發破壞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的危機。並且,影響將不僅局限於俄羅斯人,更會牽連到在境內的外國人。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2012年 9月27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多數投票決議通過一向由俄羅斯發起「通過更良好的理解傳統人道價值,促進人權以及基本自由:最佳實踐方法」的決議案。此文案顯示莫斯科政府對LGBTI團體的深度反感,並且否絕了2008 年12月「國際人權法與性別取向和性別認同宣言」。

然而,在表決這項新條文時,理事會要求諮詢委員會繼續對傳統價值所扮演的的角色進行研究。此項報告的結果在去年3月公布。此份文件中,聯合國已明確警告反對各國政府使用「傳統價值」以區分或歧視特定族群。但這項聲明並沒有成功阻止俄羅斯國會在3個月後,投票通過另外一項立法,非常明顯地指出同性戀與雙性戀歸類於「非傳統」類別,而因此完全無視於國際人權法。
眾多不同的行為者介入此一議題並向莫斯科政府施壓,例如透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要求普丁當局遵守奧委會包含多項保護性別取向和言論自由條款的規章。儘管如此,去年9月奧委會確認了,縱使俄羅斯政府持續在賽事之前、中間或之後執行破壞自由的措施,也將不會取消俄羅斯主辦下一屆2014年2月7日至23日在索棄(Sochi)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資格。

此外,俄羅斯也被選為2018世界盃足球賽的主辦國。俄羅斯因此必須遵守國際足球總會(FIF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 Football Association)所制定的守則中第3條款,保護參與者的性別取向;在此種情況下,國際足球總會已要求俄羅斯政府澄清其法律。同一時間,其他西方團體也採取對抗行動。其中一個例子是抵制俄國伏特加在同性戀酒吧或俱樂部販售,或是建立臉書頁面來抵制索棄奧運會。面對這些抗議動員,俄羅斯體育部長 Vitali Moutko,在2013年8 月事先沒有告知下發表聲明表示:「俄羅斯越是強悍,就越會得罪其他人。我們只是一個簡單的單一國家」。然而,此份言論暗藏了,針對特別性別取向的人們,將國家經濟體系和市民社會相互混淆。在此背景下,普丁政權下的反同性戀政策其實是史達林時期就已存在的觀念的延續,當時認為同性戀是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下固有的疾病。

理論框架

一、傳統價值的去歷史化與神話化。經過歷史淬鍊且被賦予普世價值的法律,自現在起應適用於全體人類社會,無論其文化根源為何。然而,此朝向單一化的原則卻經常被人民所誤解。事實上, 當新的國際規範加注於社會中時,人民將意識到他們的社會表徵(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遭受威脅。正是由於意識到規範、標準的喪失,來自社會內部的力量將重組以重述和發揚傳統價值。因此,這些抗議運動自視為傳統族群發言人,並宣稱被剝奪了身分意識。為了使這個立場合法化,他們利用傳統價值起源的神話,作為全球化進程下解決經濟、社會、文化問題的萬靈藥。
二、不一致的跨國性動員。跨國性抗議活動的成員,不僅包含各類組織團體,也包含了由個人所組成的網絡。但是,逐漸增加的參與者,雖有時能加強集體性活動的效益,但更常見的是導致意見分散、更頻繁的緊張局勢、甚至是衝突。跨國性的動員也因此相對被削弱。

案例分析

雖然俄羅斯在1993 年將同性戀除罪化,直至今日俄國的同性戀者在被認可為同性戀前,仍先顧慮「俄羅斯人」的身分。事實上,從世界開始消除反同性戀行動,並且頒佈「國際人權法與性別取向和性別認同宣言」時,俄羅斯如同其他多數國家,仍維持一貫反同性戀的政策立場。與此同時,同性戀者弱勢的局面仍持續惡化。

毫無疑問的,此為一種透過當權者衡量,建立於公民價值與喜好的鎮壓政策。事實上,俄羅斯政府為了逃避社會或經濟問題的辯論,轉移焦點,把同性戀議題當成代罪羔羊與被妖魔化的全球化相連結。藉此呼應部分非洲國家,如烏干達,認為同性戀者都是「白種人」,因此需要自我防衛的思維。最後,這些懲罰性的規定,也無法讓我們不喚起,在史達林統治時代,曾有數千名的同性戀者被送到古拉格。

在此新的法律規範下,不論是新聞媒體或是倡議團體都不能提及少數性別團體的存在。然而,市民社會原本就已被專制政權嚴重削弱,使得同性戀協會在現有秩序下力量薄弱; 尤其是,地方性與跨國性團體間的聯繫仍然相當脆弱。舉例來說,在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國際足球總會的決定上,彼此間沒有建立任何協調性的抵制與施壓措施。同樣的,各個請願與國際上的公開接吻申援運動(kiss-in)也沒有匯集成一個全球性的抗議活動。跨國性運動的消退,合理解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仍決議按照原訂計畫在索棄舉辦奧運,目前國際足總尚未做出任何決定。

參考資料

« Droits des LGBT et droits humains en Russie : l’inter-LGBT interpell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appelle à participer au rassemblement du 13 Septembre sur le Parvis des Droits de l’Homme », Inter-LGBT, 04/09/2013, http://www.inter-lgbt.org/spip.php?article1203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 Paris, L.G.D.J, 2000
Siméant Johanna, « 6. La transnationalisation de l’action collective », in : Agrikoliansky Éric, Sommier Isabelle, Fillieule Olivier (Éds.), Penser les mouvements soci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 Recherches », 2010, pp. 12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