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 125 – 成爲動盪遷徙實驗室的地中海 移民者船難

Mar 15,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南北對立, 國際移民, 歐盟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5.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新的遷徙災難劇在地中海上演。遭走私人蛇集團租用並遺棄的兩艘貨輪被義大利海岸巡警在半島南方攔截。然而，每艘船上載滿約500名從敘利亞或伊拉克前來尋求庇護者。此增加了一年以來23萬通過地中海進入歐洲的移民人數。近期，在2015年2 月，利比亞海岸超過300人…

PAC 122 – 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的強硬化 政治與經濟制裁的爭議性影響

Dec 23,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Thomas Lindeman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2 Source: Wikimedia 俄幣快速貶值、能源收入崩跌、領導者海外資產被凍結 ：俄羅斯已為併吞克里米雅付出高額代價。實際上，西方各國決定了武力（禁運武器進入或輸出到俄羅斯）和經濟（像是歐洲公民不能購買或是販賣俄羅斯股票）甚至到技術與能源方面的制裁。此外，歐洲各國禁止它們的企業在克里米雅和塞凡堡（Sébastopol）地區進行在運輸與通訊製造業以及能源部門的新投資。歐盟同時也決定凍結幾位與普丁親近的重要俄羅斯企業人士的資產。因此，俄羅斯在政治上似乎越來越孤立。2014年11月15日到16日，在澳洲布里斯本所舉行的G20高峰會上，普丁被東道主澳洲冷淡地接待。俄羅斯之前才被排除在原預定6月在索契舉行的G8高峰會之外，此會議最終被7月在布魯塞爾舉辦的G7會議所取代。在面臨巨大政治和經濟成本的情況下，為何俄羅斯要併吞克里米雅，並且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離主義份子？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危機可從四段主要的情節來理解。在基輔獨立廣場流血鎮壓，總統Lanoukovitch於2014年2月21到22日深夜被國會解除職位之後，俄羅斯第一次強化它的態度，表達了不排除以武力介入烏克蘭。。在當時，反對者揭竿起義要對抗烏克蘭政府不與歐盟簽訂協議的決定。接續由Olekksanr Tourtchynov 及Arseni Iaseniok所領導的政府，宣布傾向與歐盟建立聯盟，此舉動遭俄羅斯強烈批評。其認定新政府不具合法性與正當性，並給予前總統避難權，此皆為了威嚇一個新的反俄羅斯法西斯所帶來的危險。第二次的不妥協發生在2月27日，當俄羅斯為了證明有行動的能力，開始動用陸軍進入烏克蘭邊境。2 月28日，軍方已控制了辛菲洛（Simeferopol）機場。從此時開始，由於一部分東烏克蘭不承認新政府，眾多觀察者皆懷疑俄羅斯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離主義份子 。此外，因在27個地區中13區禁止使用俄羅斯語，使得烏克蘭東部區域難以融入新政府。第三階段發生在3月，當有大量俄語族群居民的克里米雅地區宣布獨立並加入俄羅斯。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制裁威脅，俄羅斯仍接受此宣布。最後，目前仍持續的第四階段由俄羅斯對於分離主義份子的武力支持所形塑，此更不排除加強武力援助。普丁總統在新年演說時向其同胞告知未來在經濟上將會面臨一段艱苦時光，並歸咎歐洲應該為此情況負責。 理論框架 一、普遍主義途徑：和解與制裁。理解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及西方政策的演化，存在三種主要的理論方向，並且每個都有兩種次變向（懲罰的威脅或獎賞的承諾）：1)威嚇（攻擊性現實主義）2) 安撫的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3)經濟性制裁 和/或安撫措施（自由主義）或者是象徵性制裁或安撫措施（例如將俄羅斯隔絕於G8會議之外）。 二、 背景性分析。但我們借用另外一種更考慮到研究目標社會屬性的途徑。此背景性方法特別顯示出集體政策領導者對於正當性（légitimité）的要求。因為，如果要維持權力，所有的決策者首先都必須考慮外部政治決策會影響其對內部象徵性資本。根據我們由韋伯學派論點為出發的論點，目前俄國政府追求魅力型權威，以維護政權的正當性，因此以保護者的姿態面對俄羅斯少數民族以及東正教斯拉夫民族，並且藉由實質武力的展現以及對於死亡的輕蔑，塑造一種「雄性認同感」。此得以解釋西方各國制裁的挫敗，和俄羅斯政府在解救其同胞上象徵性的需要。 案例分析 隨著俄羅斯強硬、不妥協態度的情節發展，可以觀察到俄國首先對於一項重要的挑戰做出反應， 此為對於形象以及自我尊重的象徵性脆弱感。新政府向西方國家靠攏以及禁止使用俄語造成了第一次的激進化行動。此外，必須考慮到俄羅斯害怕看到烏克蘭和歐盟，甚至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盟的憂慮。我們不能低估了俄羅斯對於在克里米雅以及烏克蘭東部同胞的呼喊，這項歷史因素甚至不需要普丁來強調。有關於對抗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制裁，很難斷言其加劇了危機，但無論如何不利於談判。因此，此時辰邏輯（chrono-logiques）顯示烏克蘭和西方政策對於俄羅斯國家與領導人想要投射在國際甚至是本土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象徵性成本。俄國領導人的動機說明了，決定支持在烏克蘭俄裔人士時象徵性顧慮的重要。俄羅斯總統，摩托車手加上柔道黑帶，時常顯露陽剛氣息、展露胸肌、與老虎拍照、並且時常穿著制服。普丁不斷宣稱俄羅斯仍是有影響力的大國，並且有別於其他西方各國，俄羅斯有著犧牲與奉獻的情懷。然而，此言論在俄羅斯似乎十分盛行，在公眾輿論中總統聲望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水平。 普丁的英雄式和保護者形象的塑造，與在經濟壓力下的政治妥協並不能調和並行，因為普丁不能冒險表現出懦弱的一面。然而，西方領導者也當然並未忽視此象徵性的問題。如同普丁，他們也必須關注他們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以及尊重人權信仰。因此，此些事件說明了政治決策者的外部行動同時呼應了國內政策，旨在符合他們在國內應扮演的角色。 參考資料 Jego Marie, “Poutine, le mâle absolu”, www.lemonde.fr, 24 janv. 2014. Lindemann Thomas,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ECPR, Colchester, 2011. 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