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5
Pixabay, Téhéran
2012年8月 26日至31日，不結盟運動（Mouvement des non alignés, MNA）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召開第16屆會議，這個鬆散的國際組織目前包含了120個國家。此會議共有 35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人參加，伊朗更取得未來三年不結盟運動主席的席位。
德黑蘭政府在此會議上運用了廣泛的媒體外交（diplomatico-médiatique）手段，企圖打破國際社會對於其核武政策上的隔離政策，並爭取外界對於其親敘利亞政策的支持。參與此會議的重要人士包含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儘管華盛頓方面強烈反對他出席，阿拉伯國家聯盟，伊斯蘭會議組織（Organisation de la Conférence Islamique, OCI，非洲統一組織（Organisation de l’Union Africaine)的會長和秘書長，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outine），拉丁美洲國家與會者更包含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厄瓜多爾總統拉科雷亞（Rafael Correa）與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的巴西副總統特梅爾(Michel Temer).
不結盟運動發起於1961年9月的貝爾格萊德會議（Conférence de Belgrade）。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鐵托元帥（Tito），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和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等三位國家元首，在不結盟運動組織創立和思想內涵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不結盟運動有兩大理論支柱，分別為：反殖民主義（anticolonialisme）及反兩極政治（l’opposition à la bipolarité）。換句話說，不結盟（le non-alignement ,NA）特別定義為針對美蘇時期東西衝突的行動，面對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南北衝突，參與不結盟運動的國家，自1995年萬隆會議（Conférence de Bandung）以來，始終反對代表已開發國家的北方國家。
當時，為了杜絕政治制定上壟斷，會員國拒絕建立一個常設性的組織，並建立了不結盟的單一政策與標準。從成立以來，不結盟運動有策略地拒絕系統性的結盟，特別是與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利用不同國家行為者之間對立背景，介入其中積極斡旋。
此狀態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在蘇聯崩潰與東歐集團瓦解後，隨著象徵性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解體，華沙公約組織（Pacte de Varsovie）的消失，及中歐與東歐的民主化，不結盟運動漸漸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影響力漸漸式微。原本以恐怖平衡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結構布局已經改變，變得更加混亂，創立者是否還存在著與當初創立『不結盟』概念上的連結呢 ? 此運動近年來在政策上與媒體影響力上已逐漸削弱。然而，德黑蘭政府此時卻希望恢復此運動早已失去的影響力。這是一個沒有威信（crédit）的國家所採取沒有威信的不結盟運動。
一、用以迴避西方社會所採取的強制外交（diplomatie coercitive）。強制外交的目標是佔領的領土，攻擊敵人或造成最可能發生的損失或破壞。相反地，強制外交的用意可能是要推動談判或是討價還價，最終實現以最快的方式和平解決。換句話說，它代表了一種討價還價的能力（un pouvoir de marchandage），如同湯瑪士，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說的，「這是一種惡性外交，但仍是外交手段的一種」。
二、用以提高反西方路線。伊朗領導者試圖聯合其他反西方思維的鄰近不結盟國家，從根本上反擊西方各國對伊朗所採取的孤立政策。
強制外交發展已經有好幾年，主要應用在西方國家制裁伊朗違反1968年的核武不擴散條約（Traité de Non Prolifération, TNP），秘密發展核子武器計畫。如同國際原子能機構(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tomique, AIEA）報告所指出的，伊朗的核武計畫已經被證實，而伊朗卻始終拒絕中此敏感計畫。同時間，伊朗與六方國家會談（E3+3: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中國，俄羅斯）也進展的不順利。此系統性的阻塞使得聯合國安理會提高了對於伊朗制裁的壓力（對伊朗實施制裁委員會設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737號決議）。其他強制外交的例子更包括，美國與歐盟設立了嚴格的禁運措施，並增加對伊朗中央銀行的壓力，用以孤立伊朗政府，逼迫其放棄核武計畫。
面對來自聯合國的壓迫措施，伊朗政府已經擬定應對策略，並獲得多數不結盟國家的支持。舉例來說，伊朗成功地使不結盟運動的最後宣言記錄著核武問題是一個沈重且受爭議的議題。換句話說，（與所有專家意見相反地），伊朗成功地證實其核子發展計畫目的是民間使用。並且，伊朗也得到參與者對於其控制完整核循環權的承認。然而，這些言論是公然違反西方國家及聯合國對於伊朗發展鈾濃縮計畫的禁令，除了伊朗之外同時也禁止中國，俄羅斯及西方國家本身加入。
然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行動是否可被視為是伊朗外交上的成功，使伊朗可以迴避國際上制裁它的對象？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在伊朗權力的政治關切下，不結盟運動只是一種表象，一種單純的象徵。並且，在記錄上清楚地表明，在敘利亞問題上，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毫不猶豫地公開反對對伊朗的立場。第二個原因是，冷戰之後，不結盟運動影響力已經被大幅削弱了，僅具有一個空殼而失去了實際作用力。事實上，它已經不再適用於目前包含無數的跨國網路和相互作用結構複雜的當代國際舞台。不結盟運動已經是過時的運動，沒有任何威信，在這種狀態之下，要如何期許它能起死回生呢？
Hassner Pierre, « Violence, rationalité, incertitude: tendances apocalyptiques et iréniques dans l’étude des conflits internationaux », RFSP, 14 (6), déc. 1964, pp. 1019-1049.
Levy Jack, «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 (1), 1997, pp. 87-112.
Schelling Thomas,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Willetts Peter,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 Londres/New York, F. Printer, 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