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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14 – 慈善資本主義時代的公共衛生 蓋茲基金會對發展中國家的資助

Clément Paule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4

2010 年 1 月 29 日在達沃斯年度世界經濟論壇上,比爾和默林達·蓋茨宣布,到 2020 年之 前,他們的基金會將投注總計高達十億美元資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疫苗研究,開發新疫苗並協助 疫苗的發放。根據微軟的前總裁,這項投資預計將大幅度地減少傳染病所造成的嬰兒死亡率。 因此,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根據 2009 年福比士排行- 欲通過 1999 年成立的基金會來為 全球的公共衛生作出貢獻。蓋茨基金會其實是世界第一的慈善機構,此機構於 2009 年 9 月估 計握有三百四十億美元的基金。在這十年裡,這個私人機構已經成功地躍上國際舞台,成為全 球公共衛生政策的重要參與者。正因如此,這個基金會在這領域每年度所貢獻的資金 -在 2007 年已經超過十億美元- 如今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預算和許多國家的雙邊資金。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一個多世紀以來,這種以產業龍頭的資產來成立的慈善組織,在美國特別興盛。這個國 家的特殊性,包括政府扮演的角色,社團性質的非營利機構 – 非營利部門或第三部門- 或是 新教徒的倫理觀念,這些特點在這個國家並不罕見。事實上,19 世紀末以來美國企業家歷經 一個世代大量累積財富,因而私人行為者紛紛出現。有三個組織 – 俗稱的三巨頭 – 就出現於 慈善時代的開端:包括卡內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分別是成立於 1911 年、1913 年和 1936 年。這些不同於傳統的慈善機構,以更積極的方式合理地運用捐款,並且有不同的捐款規 模。通過對教育、和平維護和醫藥的補助,他們很快地在全球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原本被質疑 以逃稅為目的的這些基金會,他們也被指控為傳播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在這種情況 下,三巨頭(big three)推行的各項研究也顯示了其成員對美國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響。今 天,這些基金會依然持續運作中,甚至增加了他們的捐款金額;例如福特基金會在 2008 年就 握有超過一百一十億美元的資金。
但是,儘管這一批慈善先驅已隨著 20 世紀局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他們今日仍被新一代 的私營基金會迎頭趕上。這些新一代的基金會由近年來發跡的金融新貴所成立,包括因新穎的 科技技術和放鬆管制的市場獲取大量財富的企業家:比爾蓋茨,沃爾頓家族或伊萊都是具象徵 性的典範。至於沃倫·巴菲特,他在 2006 年將絕大部分的財富都捐贈給蓋茨基金會,在幾年裡 捐贈了約三十億美元。如此集中的基金捐助讓這位微軟的前總裁能夠大量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公 共衛生計劃。但是仍要記住,這些慈善組織在這個領域的參與並非新鮮事。馬克斯·泰累爾 (Max Theiler)這位 1951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不就是於 1937 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實驗室裡開發 出抗黃熱病疫苗? 然而,十多年來蓋茨基金會的龐大資金標志著一個重大的躍進。

理論框架

一、慈善資本主義(venture philanthropy)。其中包括蓋茨在內的新興社會企業家讓第三 部門(third sector)合理運作,引進了外來風險投資公司的企業創新和存活的技術。這一理論 是反對傳統慈善事業低效率的官僚運作模式。因此它強調投資的靈活性、投資評估和社會回 饋。
二、私人行為者的外交。蓋茨基金會自從成立以來,一直是公共衛生領域各項重大革新 的推手。盡管國際組織和國家仍是該領域的主要行為者,龐大的慈善捐款使基金會能夠進行真 正的外交行為。此外,這具有規範性的影響力也反映在國際政治對於公共衛生領域的形式和內 容上。

案例分析

要解釋蓋茨基金會的崛起就要考慮到在1990 年代期間世衛組織的重新定位。因為世衛組 織面臨財政困難和內部紛爭,所以它當時選擇了策略性地開放私人機構的參與。這項策略性的 開放以公私合伙經營的方式把這些大型的慈善基金會與國際組織結合起來。從那時起,這些新 興的行為者在全球公共衛生計劃的制定與執行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特別是在對抗傳染性疾 病這方面。就蓋茨基金會而言,它在相關的部會組織中都有直接的參與,像是全球對抗愛滋、 肺結核和瘧疾基金。而它也發揮了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的決定性作用,捐助了七億五千萬美 元。然而,蓋茨的投資不僅是一個財政上的貢獻,基金會的專家也在公私合營的指導委員會中 占有席位。此外,該基金會支持了新的財政機制的建立 -像是國際免疫融資機制- 旨在誘導 醫藥工業進行疫苗開發的研究。
事實上比爾·蓋茨所推動的公衛策略主要是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全身免疫醫療上的改善, 這一策略被認為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因此,蓋茨重新啟動過去以失敗收場的各項方 案,在2008年他甚至提到了根除瘧疾的可能。但是,公共衛生或發展的專家學者都認為這個觀 點過於狹隘,並稱之為科技至上的空想理論。他們認為,這個垂直觀點忽視了政治和社會經濟 的現實面。此外,一些著名科學家也擔心,一個私人行為者很可能仗著其影響力來強制執行其 政策偏好。在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防治瘧疾控制計劃的負責人就控訴蓋茨基金會為了推動頗 受爭議的間歇性預防治療 (Intermittent Preventive Therapy)方案而對其施加壓力。更一般來說, 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領域中蜂擁而入的慈善巨人可能會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公衛政策。在 這方面,這樣對疫苗的特別著重並不是沒有風險,它可能導致公共衛生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 例如某些較少受到媒體報導的產科護理或營養方面。
儘管蓋茨基金會的捐款受到許多觀察家的支持,他們仍然對於這些組織持保留意見,像 是洛克菲勒或福特基金會等。就此而言,慈善資本主義在科技與企業創新上的進展可能隱藏了 美國的軟實力重新部署。姑且不去推測蓋茨和這些慈善企業家的意圖,重要的是注意到他們的 貢獻在於催生了公私合營的合作關系與公私混合的資助機制。此外,這種配置事實上是一個市 場再合法化的現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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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baud Auriane, Le Paludisme. La lutte mondiale contre un parasite résistant, Paris, L’Harmattan, 2008.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Muraskin William, «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is it a New Model for Effective Public- Private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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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er Charles, Smith Doug, “Unintended Victims of Gates Foundation Generosity”, Los Angeles Times, 16 décembre 2007, à l’adresse web: http://fairfoundation.org/news_letter/2008/01march/criticism_of_gates_foundation.pdf [6 fév.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