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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122 – 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强硬化 政治与经济制裁的争议性影响

Thomas Lindeman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2

Russia_Ukraine_protestsSource: Wikimedia

俄币快速贬值丶能源收入崩跌丶领导者海外资产被冻结 :俄罗斯已为并吞克里米雅付出高额代价。实际上,西方各国决定了武力(禁运武器进入或输出到俄罗斯)和经济(像是欧洲公民不能购买或是贩卖俄罗斯股票)甚至到技术与能源方面的制裁。此外,欧洲各国禁止它们的企业在克里米雅和塞凡堡(Sébastopol)地区进行在运输与通讯制造业以及能源部门的新投资。欧盟同时也决定冻结几位与普丁亲近的重要俄罗斯企业人士的资产。因此,俄罗斯在政治上似乎越来越孤立。2014年11月15日到16日,在澳洲布里斯本所举行的G20高峰会上,普丁被东道主澳洲冷淡地接待。俄罗斯之前才被排除在原预定6月在索契举行的G8高峰会之外,此会议最终被7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G7会议所取代。在面临巨大政治和经济成本的情况下,为何俄罗斯要并吞克里米雅,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份子?

历史回顾
理论框架
案例分析
参考資料

历史回顾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危机可从四段主要的情节来理解。在基辅独立广场流血镇压,总统Lanoukovitch於2014年2月21到22日深夜被国会解除职位之後,俄罗斯第一次强化它的态度,表达了不排除以武力介入乌克兰。。在当时,反对者揭竿起义要对抗乌克兰政府不与欧盟签订协议的决定。接续由Olekksanr Tourtchynov 及Arseni Iaseniok所领导的政府,宣布倾向与欧盟建立联盟,此举动遭俄罗斯强烈批评。其认定新政府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给予前总统避难权,此皆为了威吓一个新的反俄罗斯法西斯所带来的危险。第二次的不妥协发生在2月27日,当俄罗斯为了证明有行动的能力,开始动用陆军进入乌克兰边境。2 月28日,军方已控制了辛菲洛(Simeferopol)机场。从此时开始,由於一部分东乌克兰不承认新政府,众多观察者皆怀疑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份子 。此外,因在27个地区中13区禁止使用俄罗斯语,使得乌克兰东部区域难以融入新政府。第三阶段发生在3月,当有大量俄语族群居民的克里米雅地区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尽管面对庞大的政治与经济制裁威胁,俄罗斯仍接受此宣布。最後,目前仍持续的第四阶段由俄罗斯对於分离主义份子的武力支持所形塑,此更不排除加强武力援助。普丁总统在新年演说时向其同胞告知未来在经济上将会面临一段艰苦时光,并归咎欧洲应该为此情况负责。

理论框架
一、普遍主义途径:和解与制裁。理解俄罗斯对於乌克兰及西方政策的演化,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方向,并且每个都有两种次变向(惩罚的威胁或奖赏的承诺):1)威吓(攻击性现实主义)2) 安抚的缓和(防御性现实主义)3)经济性制裁 和/或安抚措施(自由主义)或者是象徵性制裁或安抚措施(例如将俄罗斯隔绝於G8会议之外)。

二、背景性分析。但我们借用另外一种更考虑到研究目标社会属性的途径。此背景性方法特别显示出集体政策领导者对於正当性(légitimité)的要求。因为,如果要维持权力,所有的决策者首先都必须考虑外部政治决策会影响其对内部象徵性资本。根据我们由韦伯学派论点为出发的论点,目前俄国政府追求魅力型权威,以维护政权的正当性,因此以保护者的姿态面对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及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并且藉由实质武力的展现以及对於死亡的轻蔑,塑造一种「雄性认同感」。此得以解释西方各国制裁的挫败,和俄罗斯政府在解救其同胞上象徵性的需要。

案例分析
随着俄罗斯强硬丶不妥协态度的情节发展,可以观察到俄国首先对於一项重要的挑战做出反应, 此为对於形象以及自我尊重的象徵性脆弱感。新政府向西方国家靠拢以及禁止使用俄语造成了第一次的激进化行动。此外,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害怕看到乌克兰和欧盟,甚至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盟的忧虑。我们不能低估了俄罗斯对於在克里米雅以及乌克兰东部同胞的呼喊,这项历史因素甚至不需要普丁来强调。有关於对抗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很难断言其加剧了危机,但无论如何不利於谈判。因此,此时辰逻辑(chrono-logiques)显示乌克兰和西方政策对於俄罗斯国家与领导人想要投射在国际甚至是本土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象徵性成本。俄国领导人的动机说明了,决定支持在乌克兰俄裔人士时象徵性顾虑的重要。俄罗斯总统,摩托车手加上柔道黑带,时常显露阳刚气息丶展露胸肌丶与老虎拍照丶并且时常穿着制服。普丁不断宣称俄罗斯仍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且有别於其他西方各国,俄罗斯有着牺牲与奉献的情怀。然而,此言论在俄罗斯似乎十分盛行,在公众舆论中总统声望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普丁的英雄式和保护者形象的塑造,与在经济压力下的政治妥协并不能调和并行,因为普丁不能冒险表现出懦弱的一面。然而,西方领导者也当然并未忽视此象徵性的问题。如同普丁,他们也必须关注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对於民主价值的坚持以及尊重人权信仰。因此,此些事件说明了政治决策者的外部行动同时呼应了国内政策,旨在符合他们在国内应扮演的角色。

参考資料
Jego Marie, “Poutine, le mâle absolu”, www.lemonde.fr, 24 janv. 2014.
Lindemann Thomas,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ECPR, Colchester, 2011.
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