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14,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环境, 非国家外交
Weiting Chao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30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6月1日至5日 ，就在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 (COP 21) 召开的前六个月，第26届世界天然气大会(World Gas Conference, WGCPARIS 2015)在巴黎举行。此会议是由国际天然气联盟(International Gas Union, IGU)所主办，汇集了来自全球83个国家丶超过4000家大企业代表，包括了英国石油(BP)，道达尔(Total)丶壳牌(Shell)丶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丶雪佛龙(Chevron)丶埃尼集团(ENI)丶英国天然气集团(BG Group)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丶卡塔尔天然气(Qatargas)丶中国石油(PetroChina)
等巨资石油企业。气候暖化议题成为本次大会焦点，并促成企业共同讨论有关能源转型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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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政府间针对全球气候暖化议题的谈判始於1980年代末期。1992年在里约所举行的地球高峰会上，153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la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 。紧接着，公约国们於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Protocole de Kyoto)，此为迄今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用以规范已开发国家在2008到2012年间的温室气体减量。此议定书於2005年生效後，後京都时期谈判正式展开。然而，国家间却很难达成全面性的新协定，特别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挫败後，没有任何共识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协议。对此，在2012年的多哈会议上，京都议定书规范期限被延长至2020年，并且各国须在2015年12月的巴黎气候会议(COP21)上采纳一份新的协议。
在巴黎气候会议开始的前几个月，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聚会WGCPARIS 2015在同一城市举行。其议程涵括天然气产业的市值丶勘探与生产丶国际运输丶能源创新
等内容。在本次会议上，企业代表们不断强调天然气的重要性，指出使用天然气生产的二氧化碳量只有煤炭的一半。此将有助於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外，6月2日，欧洲六大石油公司领导人(Shell丶ENI丶BP丶BG group以及Statoil)，在世界报(Le Monde)刊登了一封公开信，鼓励所有国家行为者设置统一碳价格来提高能源效率。同时请求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秘书处，协助他们在COP21召开时能与国家缔约方们直接进行对话。
理论框架
一、三角外交。进入了市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步伐加快的时代，国家现在只能控制生产过程与交易过程中的一小部分。相反地，当今大能源集团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像政治当局般采取行动，并且有时与政府相互竞争。此有利於企业方的权力转移，产生了一种三方相互交错的新外交模式：政府与政府丶政府与企业丶企业与企业。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与企业间的谈判凌驾於其他两者之上。 而其会谈成果更将高度引导公共政策走向。
二、进攻式保护主义的悖论。在自由竞争市场内，大企业实行为了达到垄断目的之干预政策。 为此，企业间彼此同意限制生产量丶制定价格丶分配市场额度丶促业界在政治丶技术丶和经济方面的进展。简而言之，目标是能建立一个国际卡特尔(cartel international)。因此，这些巨资企业树立能确立其国际权威的制度安排。但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却因此而受到了阻碍，潜在的购买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换句话说，只能逆来顺受。
案例分析
能源产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产生约35％的排放量，其中超过56％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据国际能源机构(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的研究指出，在此领域减少温室气体的成效至关重要。一方面，国家要求企业们合作以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由於经营的成本与利润将会深深地受到新法规所冲击，许多企业皆试图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对此，在1990年代谈判初期，绝大多数的西方石化产业皆反对接受政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规范，并拒绝采纳任何减量时间表。此些企业主要由全球气候联盟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 GCC) 所组织，设法拖延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企业界的压力阻碍了气候政策的形成，政府权力也因此被削弱。但在九零年代末期，支持GCC的产业逐渐减少。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如BP和Shell皆纷纷退出。在13年的运作之後，GCC终於在2002年正式解散。反气候治理集团的削弱现象，反映了企业界日益合作的趋势。事实上，此来自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的重大转变，是有组织的协会以明里暗地的卡特尔形式主导而成。有关於此，成立於1931年并拥有超过140名成员代表的IGU，涵盖了世界约95％的天然气市场。其中包括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 企业丶西方超级巨头和新兴的国家的大石油公司 (如中国石油)。每隔三年，这些公司齐聚於世界天然气大会上，以建立一个共同战略。各项基本标准在业界谈判中成形，而这当中大石油公司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这些规范助长了具有潜在高额利润的新商机，像是在可再生能源丶制造业创新丶新型态运输丶知识产权
等领域的发展。
今年，企业强力推销天然气，此其声称最环保的石化燃料，能有效地成为能源转型的主要工具。天然气使用率的增加将为此项目前发展还不完整的新兴行业挹注大量资金。像是，注意到在2013年有超过 6700亿美金花费在开发新的石化燃料储量上。此外，Shell以470亿英镑(640亿欧元)收购BG集团的交易案也值得关注。经由此合并案，原本在天然气领域就已非常活跃的Shell公司，更将增产20％，而其油气储量将达到25％。除此之外，此石油巨头早已斥资数十亿美元开发北极天然气和投资加拿大油砂(sables bitumineux)计画。但根据最新一期「自然」(Nature)期刊的研究，此两项计画皆对气候变迁的预防是有害无益的。另外，随着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如天然气管线的建设)的投资也相对提高。在美国，从2008年到2012年，天然气发电供电量增长了超过50％。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天然气供应将占美国近三分之二的供电量，进而促使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有关於引进适用於所有国家的碳价格体系，企业认知到在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及相关法规的发展下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一些公司已开始使用内部碳价来计算未来计画的产值和引导投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使用的碳价格，如果能成为市场价格，将会比政府政策带来更强大的冲击。
身为天然气产业的发言人，能源巨头们不仅向国家，更向大众展示了其野心。另外，更显露了其在巴黎举行的COP21会议中将采取的姿态。然而，目前事实证明这些企业们所希望采用和投资的技术与资源，排他性地反应了出一个与环保政策十分不相容的「技术-金融」(techno-financière)逻辑 。事实上，企业藉由实行能源领域卡特尔的进攻式保护主义，将引领一个独善本身利益的能源转型，并此极有可能被纳入各国即将签署的协议内容中。
参考資料
Stopford John, Strange Susan, Henley John,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Vormedal Irja, «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NGOs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Kyoto Mechanisms: the Case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the CDM »,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 (4), 2008, pp. 36-65.
Jul 20,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防,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9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3月23日，索马利亚青年党 (al-shabaab) 侵入肯亚的加里萨大学，冷血攻击造成超过150人死亡。这起极度暴力的行动主要针对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刻意选择在具有象徵意义丶传授知识的校园内。事件发生的一个多月前，青年党才宣布效忠盖达组织，并且威胁攻击由西方国家建置的购物中心。三年来，肯亚境内已发生三次重大的攻击事件，包含2013年在肯亚高级购物中心Westgate Mall的攻击事件。2011年7月，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也发生类似的袭击。衣索匹亚同样持续对抗恐怖攻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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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尽管人口超过一千万，面积达6万3800平方公里，索马利亚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存在。实际上，索马利亚自1959年独立以来，都是靠着宗族帮派和其分支来运作。但是，这个帮派社会也不能算是处在无政府状态，因为索马利亚人讲同一个语言—索马利亚语，组成一个同质性高的民族，以畜牧为传统。索马利亚的民族性尤其重视荣誉丶好客与报复的决心。接近百分之百的索马利亚人民信奉回教，因此伊斯兰律法和宗族法丶帮派法并存。
然而，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些重大的变化。过去凝聚社会的宗教，今日成为伊斯兰传统苏菲派与赛莱菲派冲突的症结。此外，由於对教条诠释的歧异，也造成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对立。青年党的快速兴起反映了这些社会冲突。三十五年来，索马利亚承受族群分裂的危机和社会政治的动荡，造成超过50万人死亡。每个帮派由一个战争首领指挥，传统上都组织一个私人军队。冲突来自被忽略的年轻一代，暴力是他们唯一的社会化经验。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交互影响，破坏索马利亚的稳定。我们可以提到，如新堀起的伊斯兰势力(穆斯林兄弟会丶萨拉菲组织以及厄利垂亚)丶人口增加造成稀有资源分配的压力，以及非法交易日益猖獗的地下经济。同时，由於侨民的力量，索马利亚的社会仍然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资讯科技对其经济的整合同样有相当的助力，另外还有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徵税，甚至是海盗对商船和货船的攻击。在1990至2010年之间，海盗对油轮徵收的什一税 (2万艘货船与三分之一的油轮经过索马利亚海峡)被纪录的有4000笔。欧盟海军针对索马利亚海盗所进行的军事任务(Atalante)成功地降低了海盗的袭击，但仍无法将其完全遏止。
在1991年之前，索马利亚由巴雷(Barré)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掌控，与苏联关系密切。在1992年至1994年之间，各项国际军事介入或是美国单方的军事行动(Restore Hope)都以失败作结。在1991至2005年之间爆发内战。索马利亚的各个伊斯兰法庭，由於获得厄立垂亚的支持，透过司法议会於2006年夏天取得政权，反制其他宗族领袖。伊斯兰法庭融入了不同的组织，包括 Hizb al-Islam (伊斯兰党)丶al-Islah(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密切关系)，以及被指控如非洲塔利班政权的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
美国和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并未选择和伊斯兰法庭中较温和的分子进行协商，反而是支持不具代表性和正当性的流亡政府。2006年底，在衣索比亚和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肯亚丶乌干达和叶门的协助下，这个过渡政府武力重新掌控衣索比亚首都摩加迪沙，但仍没有能力掌控其他武装领袖。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代表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於 2007 年开始军事任务。青年党自此开始恐怖主义攻击，集中在摩加迪沙(2009年底针对非洲联盟丶2011年10月以及2013年4月14日的自杀攻击)。
索马利亚青年党至今已发展数十年，目前约有5000至1万名战士。一部分曾在阿富汗接受训练，一部分则是来自於1990年代成立的索马利亚伊斯兰组织Al-Ittiyad。另外也有经由伊斯兰法院，在2006年还掌控权力之前，招募丶训练的战士。由於伊斯兰法庭政权受到东非国家的反对，再加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伊斯兰法庭垮台後，青年党的势力快速壮大。它们的主要诉求为以索马利亚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并且以伊斯兰律法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透过对跨国网络的掌控，青年军控制各项交易，并吸收失落迷途的年轻人，更以全球圣战计画控制他们。
理论框架
1. 跨世代冲突暴力。在索马利亚内部，暴力来自青年党—在暴力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与官方政府之间的冲突；战事主要依赖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代表团(AMISOM)的支援。
2. 跨国暴力。青年党的暴力达到区域性与跨国性的范围，原因在於众多的索马利亚人移居邻近国家(超过60万难民迁移至肯亚)，部分索马利亚人甚至明确主张危害邻近国家的安全，首要目标即是肯亚。他们被各种金钱交易连结在一起，因为索马利亚已成为衣索比亚和厄立垂亚间冲突的战地，同时也是美国盟友一起对抗圣战分子的关键区域。
案例分析
青年党可被视为索马利亚的社会组织。这些年轻人长久以来源自伊斯兰法庭，对未来没有愿景，而以操弄武器丶暴力与掌控走私交易维生。由於政府合法正当性的薄弱，青年党在索马利亚境内的发展没有受到阻碍。正是由於索马利亚政府无法维护领土安全并且维持最基本的国家功能，青年党一方面以暴力威胁，另一方面又执行保护人民的责任。尽管青年党施行伊斯兰律法，而不得人心—禁止咀嚼巧茶(khat)与听音乐，但也同时建立了一套鼓励贸易的规则。这也是为何青年军能获得支持，让他们发展一定的军力。
青年党依靠他们建立的权威，向企业家和商人的交易徵税，这也是主要的财政来源。此外，一部分的收入则来自与海盗的交易。由於有来自阿富汗与厄立垂亚民兵的支持，青年党起而反对联邦过度政府。2010年底，青年党仍然掌控首都摩加迪沙大部分的区域，以及索马利亚中部与南部地区。但由於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代表团(AMISOM) 的军事介入，青年党最後还是失去了索马利亚核心区域的掌控权。他们必须退出摩加迪沙以及其他重要城市。之後，他们隐藏在偏远地区，或是混入一般人民之中。2014年9月1日，青年党的领导人Abdi Godane 死於美军空袭，由Ahmed Umar Abou Oubaïda 继任。
青年党的行动范围已经跨国化与区域化。实际上，如同博科圣地 (Boko Haram)，扩大行动范围至非洲其他区域可以弥补因为失去索马利亚境内领土的损失。几乎可以确认的是，青年党和汇款公司丶某些肯亚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移居他国的侨民都有密切的关系。由於移民和迁徙难民的援助，青年党逐渐渗入具全球规模的圣战组织网络。透过自杀攻击或是恐怖主义行动，以不对等的战斗方式，利用恐惧来增加媒体曝光。当然，他们目前的规模还不足以发起全球性的圣战。但是，他们已经和盖达组织或博科圣地有交流往来，明确地显示了他们最终的目标。
这情况也代表了邻近国的处境愈来愈受到威胁。与索马利亚有700公里相连边境的肯亚首当其冲，但其政治处理上却态度分裂。肯亚试图提升它的武装实力同时避免基督教徒(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和回教徒之间的冲突。 此外，肯亚必须维护观光客和商人。至於位於索马利亚西南部的朱巴兰国 (Jubaland)，和肯亚相邻，也是以索马利亚人为主的区域。青年党在此发动攻击是为了挑起宗教族群间的冲突，以及政治势力间的对立。至於衣索比亚，尽管与索马利亚的边境长达1600公里，目前为止还未遭受重大攻击。作为联邦国家，衣索比亚境内的欧加登(Ogaden)地区大多数为索马利亚人。但衣索比亚仍是对抗恐怖组织的关键国家，尤其它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据点。於是，在索马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无可避免地转变成恐怖攻击，藉由跨国的组织网络以及索马利亚在外国的侨民。
透过媒体大幅报导的恐怖攻击，严重影响观光业以及西方国家在肯亚丶衣索比亚与乌干达的投资贸易。在索马利亚的例子中，正如同阿富汗或博科圣地的情况，只依靠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代表团(AMISOM)的军事介入的效果将非常有限。事实上，长远的解决方法仍然是政治性的方案，必须透过建立国家机制以及具合法正当性的政府。
参考資料
Hugon Philippe,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3e ed., Paris, SEDES, 2013.
Mashimongo Abelard Abou-Bakr, Conflits armés africains dans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Paris, L’Harmattan 2013.
Véron Jean-Bernard, « La Somalie cas d’école des Etats dits “failli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76 (1), print. 2011, pp. 45-57.
Jul 7,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安全, 文化, 文化多样性, 族群主义
Alexandre Bohas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8
Source: Wikipedia
伊斯兰国於五月占据叙利亚的历史古城帕米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资产之一因此面临被摧毁的威胁。此一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这个自封哈里发的伊斯兰国家如何透过散播意识形态来反对属於其他文化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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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近几年来，由各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所犯下的宗教文物与古迹摧毁的案例持续增加。着名的例子如在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下遭到摧毁的巴米扬大佛，以及2012年在马利通布图被反抗政府民兵摧毁的回教陵墓。此外，埃及与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也造成两国多个博物馆和古迹遗址遭到盗窃丶破坏，不论原因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又或是宗教因素。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战替伊斯兰国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让伊斯兰国得以在这两国内持续扩大占领的土地。然而，在伊斯兰国占据的地区内约有4500个历史古迹。伊斯兰国的成员已经攻打位於美索布达米亚的古迹，甚至是回教场所，如在摩苏尔的先知约拿之墓。在叙利亚，百分之九十的破坏甚至集中在年代介於十三至十四世纪伊斯兰文物，包含陵墓丶祭坛或是清真寺。
自2015年二月底以来，在莫苏尔博物馆内，或是在安息帝国与帕提亚帝国遗址上的尼姆鲁德与哈特拉古城的文物破坏，都被仔细拍摄下来，并转发於社群网站上。破坏文物的影片震惊西方舆论，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作出谴责，但却又无力保护这些列入世界文化资产的珍贵古迹。
理论框架
反对世界的多元化。全球化促成现代社会的「多元化」(pluralisation)发展 (Cerny)。由於推动文化和社会丶经济层面的跨国流通，全球化也造成对身分意识认同的反动，尤其是对他人身分认同的排斥，终将导致「世界的剧变」(brutalisation du monde) (Laroche)。因此，以纯净丶极端及教义派的伊斯兰派为名，伊斯兰国对文物古迹的亵渎和破坏旨在抹灭现在与过去存在的单元和多元宗教文化思想。
身分意识认同的跨国化。发生在伊拉克丶利比亚与马利的文物破坏，是极端分子为了吸收无法融入社会或被社会遗弃分子的手段。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接受此一宗教狂热思想，让他们得以填补存在感中的一项空白(Hoffer)。藉由极端主义与反现代观点来诠释伊斯兰教义，此一宗教狂热思想企图提供给来自各地的支持者一个简化的世界观，并赋予他们一个跨国的身分意识认同。
案例分析
这些文物破坏和窃盗并不是随机的轻率行为，而是经过缜密的计画丶安排。背後动机来自反对偶像崇拜，此为所有一神教派所禁止。如在基督教历史中发生的破坏偶像主义运动(第八世纪)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第十七世纪)，伊斯兰国认为凡不是献给真主的宗教仪式和宗教场所，无论是现在或过去存在，都是亵渎真神。在这个思维下，唯有对真神的宗教行为才能存在。在尼姆鲁德与哈特拉古城的文物破坏即是反应出了这个伊斯兰教根本原则的过度诠释，如伊斯兰国的国号所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
伊斯兰国发布的影片呈现在哈特拉古城和莫苏尔博物馆的文物破坏，但其实这些影片是经过剪接丶调度处理。分析指出某些被摧毁的雕像可能不是真品。实际上，被破坏的可能是用石膏制成的复制品，而真品可能已被贩卖以资助战事。此外，由影片中人士的口音判断，在伊斯兰国宣传影片上出现的战士可能来自非洲丶印度次大陆，或是北非西部的马格里布地区。也就是说，并没有战士来自马什里克，从叙利亚到埃及这个区域。因此，这些影片是专门录制给目前处在冲突战场之外的回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边缘分子，以招募他们从事战斗。不要忽略了，伊斯兰国的军队中，外籍战士占了其中很高的比例。
此外，伊斯兰国对全球年轻回教徒的吸引力也是值得观察的重点。伊斯兰国的吸引力和哲学家贺佛尔(Eric Hoffer)所描绘的在1950年代流行的世俗宗教运动有相似之处。 狂热的信徒在伊斯兰国推崇的极端主义中找到共鸣。何况全球化让接触到伊斯兰国讯息的群众大幅增价，因此也加强了伊斯兰国的吸引力。网路和新的通讯科技让这类无疆界限制的关系逐渐建立，成为这些宗教族群运动的凝聚力量。尤其全球化颠覆传统的规范，拉近各个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距离。於是，全球化也激起对身分意识认同的反动，且常以无法包容非己的暴力手段，试图重新证明自己的信仰。因此，伊斯兰国摧毁文化资产，即是为了消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长久以来特有的宗教丶历史以及文化的多元发展。
参考資料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vin Florence, « L’État islamique met en scène la destruction de la cité antique d’Hatra », Le Monde, 4 avril 2015.
Hoffer Eric,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New York, Harber & Brothers, 1951.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1.
Schama Simon, « Artefacts Under Attack », Financial Times, 13 March 2015.
May 29,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 外交, 对外政策, 非洲
Moustafa Benberrah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7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4月16日，君士坦丁被宣布成为为期一年的阿拉伯文化首都。在一年间，此昵称为旧岩石(Vieux Rocher)的古城将迎接戏剧丶庆典丶会议丶展览
等各项活动。一笔70亿第纳尔 (dinars) 的经费（约7亿美金）已挹注到活动主办单位。在连串庆祝活动中，阿尔吉利亚的总理阿卜杜勒·马利克·赛拉勒(Abdelmalek Sellal)主持多项大型计画的开幕仪式，包含一个超大型的文化园区，内有文化宫丶都市图书馆丶博物馆和画廊，另外还有艺术历史博物馆丶大型展览馆，以及一个能容纳3000人的表演厅。文化园区共花费1亿5千6百万美金，而其建设工程委托给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 CSCES)。 此承包又再次燃起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公司垄断营造与公共工程项目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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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3年，以68亿2千万美金的进口额（年增14,3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进口国，超越长期占据第一位的法国（62亿5千万美元）。中国货品的进口在2014年更达到82亿美金。另外，中国是阿尔及利亚的第十大客户，出口额达到18亿美金。尽管双边贸易十分不平衡，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2亿美金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100亿美金。此演变来自两国间的优先特权关系，其可追溯到非常早期在1955年於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此一亚非高峰会通过了阿尔及利亚取得行政自治权与独立权上的决议文。此外，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1958)以及其独立(1962)的非阿拉伯国家。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始终采行「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後，不结盟运动(Mouvement des non-alignés)也显着地造就了两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密关系。
如今，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合作关系涉及各个战略性领域，像是工业丶农业丶军事丶基础建设
等。并且，超过790间具规模的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有实际营运，两国间也签订了超过20项合作协议。最近期的一项协议则为2014-2018整体战略合作计画（2千8百60亿美金），用於刺激两国间经济关系。此转变也带来了大批中国侨民。目前估计大约有4万人（有工作合同劳工丶企业老板以及依亲眷属），其中约有2千人拿到阿尔及利亚国籍。尽管法律约束中国企业需优先雇用当地劳工，但这些雇主仍倾向聘请中国员工。这些企业藉由建设基础工程和引进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等方式，双重地改变在「黑暗十年」 间被视为隔绝区域的都市样貌。
理论框架
一、经济外交的兴起。受益於国际市场中原油价格上涨，阿尔及利亚实施经济振兴政策，此围绕在三项主轴上：1) 吸引外商投资 。2) 科技转移。3) 助於经济成长的必要基础建设工程。为此，阿尔及利亚并制定司法规范，以方便其公民参与中国公司所领导的计画。然而，中国企业却经常不遵守此类规范措施，此情况更引起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冲突。最後，阿尔及利亚不仅管制不了这些跨国行为者，还必须和它们互相竞争，尤其就算时常与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利益互相冲突，这些行为者仍坚持本身的经济利益。
二、跨国社群的建立。作为社群整合的推力，移民现象亦是经贸全球化所衍生的结果之一。Alain Tarrius和Michel Péraldi的研究都清楚显示了，在工业危机丶失业率上升以及移民管制的後福特(post-Fordist)背景下，移民企业家的形象如何形塑。在阿尔及利亚，此转变显示在市场渠道的重新部署，以及组织成跨国网路的外籍工作者。
案例分析
中国企业特别涉入阿尔及利亚营造与公共工程领域。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由於石油报酬率的提升，阿尔及利亚有资金展开一系列的大型计画。因此，对中国企业来说，阿尔及利亚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中国企业在营造与公共建设领域赢得了60%到80%的公私合同。
2005年秋天，阿尔及利亚总理Ahmed Ouyahia宣布从今以後不再「要求中国企业从事营造业」。然而，大规模工程计画，像是东西高速公路丶阿尔吉尔大清真寺丶阿尔吉尔歌剧院丶成千的公共住宅，在成本和时间迫切需求考量下，最终都采用大量中国劳工 。随着各工程展开，建筑工人的营区逐一设置。中国商店在阿尔及利亚商业区一间一间成立，之後也出现在其他有中国公司（主要是建设公司）进驻的城市。此现象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在《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1868)》(也称《蒲安臣条约》)签订後，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所发生的事。如今，中国商人不但已立足於阿尔及尔市中心，也同时现身於像是君士坦丁和安纳巴等大城。此些商店以低廉的价格贩卖同样的商品，使人忘却「中国制造」的坏名。然而，这个销售策略虽然吸引大量顾客，但也引起了社会经济上的争议。实际上，阿尔及利亚人所承受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及竞争才是事件的起源。去年8月3日，阿尔及利亚人与中国移民在阿尔及尔的郊区爆发严重冲突就为一例。事实上，连串的冲突说明了两社群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
为了解决这些冲突丶改善两社群间的对话以及降低生活中造成隔阂的种族文化差异，多项法律与文化上的措施被施行。首先，在法律上，中国雇主必须雇用阿尔及利亚人。另外，许多中文学程纷纷被设立。不仅是在阿尔及尔的大学，在成立越来越迅速的私立学校内，都可以学习中文。此外，中国大使馆在当地规划了多项文化活动，像是2010年秋季公开举办的写作竞赛。最後，一个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友好关系协会被成立，并且跨国联姻也增加。换句话说，这些无主权行为者呈现与国家权威互相竞争的状况，成功地引导了阿尔及利亚的公共政策，并无可否认的成为阿尔及利亚政府需要合作的中介者。
参考資料
Hammou Samia, « L’immigration Chinoise en Algérie : Le cas des commerçants Chinois à Alger » consulté le 15/05/2015 sur le lien :
http://jcea2013.sciencesconf.org/conference/jcea2013/pages/Hammou_Samia.pdf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elmane Arslan, « Constantine capitale de la culture arabe 2015 : Les bobards d’une manifestation de A à Z », consultable sur le site : www.elwatan.com, 26.02.15.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1996],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May 19,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类安全, 全球公共财, 环境
Valérie Le Brenn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6
Source: Sea Shepherd
2015年4月6日，雷霆号(Thunder) 在圣多美普林西比附近海域沉没。这艘登记在奈及利亚的渔船被控非法捕鱼丶未申报渔获丶未遵守相关规范，更被质疑走私人口，自2003年起即被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列入追踪名单。隶属海洋守护协会 (Sea Shepherd) 的鲍伯巴克号(Bob Barker) 三个多月来追踪这艘非法渔船，鲍伯巴克号的船长宣称雷霆号是自行蓄意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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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自2003年12月以来，就雷霆号的犯罪行为，国际刑警组织不定期地召集会员国进行讨论。尤其，澳洲丶挪威与纽西兰要求各主管机关通报所有关於雷霆号「定位丶活动丶人员和网络的资料，并追查谁从这些非法活动中获利」 。
雷霆号於1969年建於挪威，长度超过六十一公尺，在1986年至2013年之间更换过六次船名：Artic Ranger丶Rubin丶Typhoon I丶Wuhan N°4丶Kuko以及Thunder。此外，它也更换过七个注册国：英国丶圣文森及格瑞那丁丶赛席尔丶贝里斯丶多哥丶蒙古以及奈及利亚。对从事非法活动的渔船来说，不断地更换船名与注册国是为了逃避区域渔业管理组织(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de gestion des pêches, ORGP)的监控。雷霆号被控非法捞捕小鳞犬牙南极鱼─生存在澳洲深海海域，鱼肉深受亚洲国家消费者喜爱而价格高昂，因而也被列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 CCAMLR)的非法渔船名单中。
为了保护这个鱼种，非政府组织海洋守护协会(Sea Shepherd)於去年九月展开「Icefish行动」。海洋守护组织派出两艘武装船只，以追捕违法渔船。三个多月以来，鲍伯巴克号追随雷霆号，以便拦截它的非法行动。同时，护鱼运动人士搜取被雷霆号遗弃的渔网，其中即有超过700条小鳞犬牙南极鱼。
鲍伯巴克号於三月底时获得补给，然而雷霆号则处在粮食和燃料缺乏的情况。由於无法靠岸或是更换船只，雷霆号船长似乎决定蓄意沈船，以摧毁所有证据。根据海洋守护协会公布的新闻稿，沈船时，雷霆号船长打开所有舱口，让海水进入下沉的船中把舱底清空。
理论框架
一丶跨国犯罪。源自罗马法的「公共财」(res communis) 的概念，航行和开采自由是在公海海域的最基本原则。出了领海的范围，船只只需要遵守注册国的律法。然而，为了发展海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各国决定更改船籍登记的规范，但也造成了船员国籍和船只登记国籍不同，所谓方便旗船的出现。於是，非法捕鱼渔船得以规避区域渔业管理组织(ORGP)的强制规则。由於珍稀鱼种有庞大的商业价值，非法捕渔船可因此取得可观的独占收益，并延续其犯罪行为。
二丶无主权行为者的兴起。由於强制性措施的效力不彰，无主权行为者(acteurs hors souveraineté)起而施行他们的管制方式。於是，在对抗非法捕鱼方面，我们观察到国际组织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合作愈来愈密切。
案例分析
於1982年，在牙买加蒙特哥贝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司法发展的重要关键。除了条例化既定俗成的渔业行为，这份公约尤其规范了专属经济区(Zones Économiques Exclusives)的基本原则，让任何提出申请的国家能享有两百海浬范围内的主权。此外，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建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对专属经济区划分所衍生的争议作出裁决。
但是，在传统海洋强权和新兴海岛国家的僵持之下，国际谈判仍无法明确定义出公海的规范。尽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力开采丶使用海洋底部，但其之上的水域则是可以自由航行和开采。目前，唯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介入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尽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订定了捕鱼限额和允许的捞捕技术，其监控和管制的能力非常有限。
由於全球捕鱼业日渐密集，这个治理机制几乎无法遏止非法行为。此外，部分数量逐渐减少的鱼种反而造成它们在非法交易管道的价格升高。但正因为从事非法捕鱼的风险高，投入者少，走私贩卖非法渔货的分子反而享有如独占事业的高额获利。
1990年代，小鳞犬牙南极鱼的非法捞捕丶未申报或是作业不符合规范的情形逐渐加剧，促使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施行一套强制措施，以管制在其海域作业的船只。然而，实际捕捞的数量超过允许额度的六倍，严重影响鱼群存量，也影响遵守法规渔民的权益。尽管「允许捞捕总量」的建立以及强制一名观察员登船的规定稍微改善了情况，仍有众多渔民持续在这已经脆弱的生态体系内非法捕鱼获利。他们把渔船登记在好几个国家底下，不遵守发送卫星讯号的规定，在公海的非法渔民不受相关主管国家机关的规范。此外，非法捕鱼渔船在全世界不同海域作业，造成查缉这类犯罪的任务非常复杂。
也因为如此，许多支持海洋资源保存的非政府组织投入对抗非法捕鱼的运动。如同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所采取的抗议方式，海洋守护协会也发展出一套行动策略，追缉渔船，甚至阻止它们拉网捕鱼。尽管这些激进的行动有待商榷─在哥斯大黎加的要求下，海洋守护协会的创始人Paul Watson，目前仍是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通缉令的对象，但其影响力将有助於建立此一私人行为者的合法正当性。另外，国际刑警组织在Scale计画中也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PEW合作对抗跨国犯罪。因此，在专业意见评估方面，我们观察到私人行为者和国际组织之间逐渐加强的合作关系。
参考資料
OCDE, Pourquoi la pêche pirate perdure. Les ressorts économiques de la pêche illégale, non déclarée et non réglementée, Paris, OCDE, 2006.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Éd.), Mers et océans, 95 (3), 2014, 206 p.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1996],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