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 77 – 授予諾貝爾獎得主的重責大任 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歐洲聯盟

Josepha Laroche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7

Prix Nobel de la paix, UESource: Wikipedia

2012年10月12日,歐洲聯盟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Thorbjorn Jagland)宣布得獎者時發言表示:「歐盟在過去六十年中為促進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權進步上做出了傑出貢獻」。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1895年11月27日,瑞典傑出的化學家、工業家兼慈善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在其遺囑中奠定了以和平主義與普世價值為根基的國際獎勵制度。遺囑條文中列出了他指定創立的五個年度獎項 ,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及和平獎─每個獎項都必須對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並將諾貝爾和平獎的授與事務委託給挪威議會(Storting)。此項措施引起了瑞典的反彈,因為在當時挪威是由斯德哥爾摩所管轄。但是對於這位火藥發明者而言,挪約議會所部屬的和平行動,比起瑞典─挪威聯盟內部的紛爭更佳重要。深信自由主義和民主的諾貝爾刻意指定由挪約議會來頒予和平獎,因為他認為挪約議會是最有能力且最合法的機構來管理此一獎項。因此,從1901年,各個獎項頒發的第一年開始,是由挪約議會在奧斯陸頒發給對和平有貢獻的個人或是組織。矛盾的是,頒發和平獎的所在國─挪約,是今日歐洲懷疑論最深的國家之一。

對於和平獎的具體遴選標準,此位瑞典慈善家並沒有詳細說明,而只是簡單地概述了三個主要方向。他寫到:「必須為國家之間的友好行為、放棄或裁減軍隊以及舉辦與宣傳和平會議方面做出貢獻」。然而,我們仍可以從歷屆桂冠中區分出四大理想類型,一個世紀以來,這四個理想類型共同形塑與執行了諾貝爾外交政策,分別為: 1)致力於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運動;2)促進權利以實現和平,3)志願傳教4)以各項專業促進和平。但是,很明顯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歐盟並不屬於上述的任何一類。因此,要如何解釋此次諾貝爾授獎行動呢?

理論框架

一丶行為式的權威(autorité performative)。行為式發言(énoncé performatif)的概念來自語言學家奧思丁(Austin)。不同於描述性發言(如「正在下雨」),行為式發言能產生實際的作為,因為行為式發言者,擁有改變實際情況的能力,而且這項能力和發言者所處機構的地位以及所擁有的權威相關聯。

二丶政策推動的機會之窗(policy window)。這個最初由約翰金登(John Kingdon)所提出的詞彙,旨在描述一個當所有必要條件都被凝聚的特殊局勢,而可以拿來對照發射之窗(launch window),航空載具最適當發射時機)的概念。事實上,這個特殊的局面在某一個時間點出現時,將有助於一項政治決策的實行。機會之窗代表一個可讓政策措施通過的關鍵時刻,一旦錯過了,這些措施則沒有任何機會被實行。

案例分析

已持續一世紀的諾貝爾授獎政策致力於遏止世界的動盪劇變。諾貝爾獎授獎可被視為一種具有連貫性的外交政策,透過諾貝爾機制的干涉,在世界的舞台上,強力展現出最根本的價值,如自由與民主。諾貝爾機制是一個全球性的系統,此系統隨著時間的推移,創立非國家性的外交,並支持、保護和推動某些政治進程,以維護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優先事項和議程。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機制是一個創新的外交手段,不僅創立規範,更自我賦予足夠的能力,以處理被諾貝爾委員會所認定的重大國際問題。同時也可以觀察出,在某些情況下,此乃一種「干涉主義外交」(diplomatie interventionniste),涉入各國內政、國際關係以及區域和國際爭議。最後,諾貝爾機制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外交形式,而且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使用行為式的權威。因此,當諾貝爾外交想要涉入當前歐盟所面對的世紀挑戰,而把和平獎頒給歐洲聯盟也就不令人驚訝。

因為諾貝爾獎旨在塑造未來和平的樣貌,諾貝爾外交遂逐漸進入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範疇,並同時確立了一項政治陳述的新模式。諾貝爾委員會與和平獎獲獎者認為自己可以作為最強悍的人權捍衛者,以對抗國家利益。藉由扮演一個批判性的普世力量,諾貝爾外交更頻繁地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無論是涉入有關於社會的議題,又或是更直接地關注政治性問題。在此狀況下,諾貝爾外交會毫不猶豫地干預國家內部事務或涉入國際規範。諾貝爾委員會與和平獎獲獎者運用各種的方法,以推廣他們擁護的政策理念,不管是以宣揚知識為名或是捍衛公共財產。

授與歐盟諾貝爾和平獎,顯現出此一獎項被賦予一個新的理想類型,而在2009年歐巴馬獲獎時,這個遠大的企圖即已繪出輪廓。事實上,諾貝爾外交目前已經累積了足夠的象徵性權力,進而有能力運用行為式的權威。在此論述下,我們該探討的不是歐盟機構是否有資格獲獎,因為我們不是依照道德或觀感好壞的標準來看待這個問題,而是依照政治標準。

無可否認的是,此次授獎給歐盟,諾貝爾委員會獎勵了一個已經完成的和平進程。同時,藉由頒給歐盟這個重大的獎項,委員會試圖鼓勵與支持目前面臨困難並飽受批評的歐盟。評審團指出此獎項是刻意頒給陷入危機、「遭逢嚴厲的經濟困境與社會動盪」的歐洲。在許多可能的獲獎者中選擇了歐盟,諾貝爾委員會藉由獎項和伴隨而來的授獎儀式,賦予歐盟全球的合法性。此後,歐盟成為諾貝爾和其理念價值的受託人。歐盟將承擔一個普世性的計畫,必須展現諾貝爾外交的作為,而不能被侷限於歐洲之內推動整合。在歐盟面臨批評並被削弱的時候,這次授獎是一個清晰、明確的政治決策。選擇把獎頒給歐盟,忠實地體現了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作為一位歐洲堅定的支持者,所留下的藍圖,因為頒獎給歐盟是一個具有象徵性和政治性的投資,將有助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當然,諾貝爾委員會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諾貝爾機制賭上了自身信譽─不論是象徵性的或是實質的信譽。在不久的將來,此象徵性的力量獎可能讓歐盟更容易要求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同樣地,此次授獎將提高歐盟的權威,使其重建會員國內的社會和平,因為各會員國正面對歐盟作為共同體的信心危機且被民粹主義所影響;此次授獎也向善忘的輿論提示歐盟整合替他們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最後,此次授獎提供了歐盟寶貴的象徵性資源,尤其當前關鍵的問題在於歐洲中央銀行是否該管理負責金融穩定和互助的機構、監督共同預算,以及即將成立的歐元區銀行聯盟(Union bancaire),甚至是歐元區提振經濟成長的預算。簡而言之,此時歐洲正往一個整合更密切的聯邦體制發展,在這個時機提到歐洲,諾貝爾外交抓住了政策推動的機會之窗,以整頓世界秩序。換句話說,諾貝爾和平獎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獎勵,而是一個派遣任務的指令。諾貝爾委員會授權歐盟堅持一貫的目標,以期它能達成實際的作為並在機構體制上有所突破。這就是為什麼歐盟獲頒諾貝爾獎在很多方面可被視為一種負擔與義務,是諾貝爾機制要求歐盟最終實現歐洲夢的強制令:授與諾貝爾獎得主的重責大任。

參考資料

Austi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2.
Cobb Roger, Elder Charles,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 Building,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Kingdon John W., Agenda,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3.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sociologie d’une élite transnationale, Montréal, Liber 2012 ;

1. 為了忠實傳達諾貝爾所關注的領域,瑞典國家銀行在1968年─以慶祝其成立三百週年並紀念諾貝爾為由,增設第六個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頒發經濟學獎以來,由於是唯一一門社會科學獎項,因此一直佔有特殊的地位。直至今日,諾貝爾經濟學獎仍是此一領域內國際公認的最高榮耀。

PAC 42 – 政教分離以落實民主發展 達賴喇嘛卸下政治權力

Anaïs Henry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2

2011年3月1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決定把政權移交給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因此,自4月27日起,洛桑森格擔起「領導」西藏社會的角色。這一決定令人詫異,因為近四個世紀以來,達賴喇嘛代表的是政治和精神權利的雙重象徵,特別是在15萬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眼裡。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自第八世紀起,西藏經歷了各個時期的佛教傳播。但是,直到十六世紀,索南嘉措,格魯派哲蚌寺的第三任住持,才首次被確認為達賴喇嘛。他的兩位先任者,也因此溯及既往地被追認為第一世和第二世達賴喇嘛;自此,他們全部詮釋了輪迴轉化的系統。最初,他們僅掌握了宗教權力,而因此維護了四支藏傳佛教的發展,即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及格魯派。但在1642年,「由於蒙古的支持,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了 […] 幅員遼闊的領土,並由宗教貴族領導的政府所統治,這位於拉薩的政權又名甘丹頗章政權」。從那一刻起,歷代達賴喇嘛在西藏行使宗教以及政治權力。

1949年,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久後,毛澤東下令入侵西藏。 1950年,丹增嘉措 – 當時年僅 15歲 – 登基為達賴喇嘛。儘管他努力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他仍然被迫於1959年3月10日流亡到印度。從那以後,許多藏人也流亡國外。其中大部分定居在鄰國 (印度,尼泊爾,錫金,拉達克) ,而也有人前往歐洲和英語系國家。早在流亡的初期,達賴喇嘛就已奠定了政府的基礎,以維護其人民和文化。多虧了由他建立的憲法,流亡政府,在民主和尊重人權的氣氛下,在達蘭薩拉成立。

達賴喇嘛曾獲得多個重要獎項,以表彰他對非暴力、人權與和平所做出的貢獻。尤其,他曾於1989年12月10日,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最近一次,美國國會於2007年10月授予他金質獎章,以表揚他對於非暴力所做出的努力。

理論框架

一丶民主化進程的完成。達賴喇嘛的決定呼應了懷特海德 (Laurence Whiteheard) 的假設。他指出,在兩極世界結束後,在國際社會上,我們將見證民主化進程的正常化,也就是透過自由選舉來決定政治領導人。

二丶 承認與否的資格競爭。我們特別提出,中國針對諾貝爾和平獎西藏得主,所祭出的國際空間的封殺策略。

案例分析

自從他即位以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就呼籲民主變革。甚至早在流亡之前,他就更改了司法系統,解除了農民積欠貴族的繼承債務。在他離開西藏後,他建立了許多機構以保障西藏的認同,並也因此促進了民主制度。在1980-1990年間,他推動在聚集眾多西藏僑民的國家設立辦事處。正因如此,在國外的藏人社群現在可以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因此,把行政權利交給總理之後,達賴喇嘛完成了先前即已展開的民主化進程。最近,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為了民主起身反對他們的領導人。但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環境背景,因為西藏人並沒有要求他們的領導人離開權力,甚至完全相反。也不是因為外來壓力造成達賴喇嘛移交政權。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父愛主義政策和政治魅力,六十五歲的達賴喇嘛認為人民自治的時機到了。

除了這個推論,我們也了解到,中國當局一向以不承認政策對付達賴喇嘛。事實上,只要他執行一項任務,或是進行參訪,中國當局都與以譴責。對中國來說,達賴喇嘛是個穿麻布長袍的和尚、分裂主義者、暴君,企圖以嚴厲手段維持自己的權力。毛澤東甚至在入侵西藏之後,合法化這項行動,理由是必須解放政教合一的政權。其實,資訊的操縱才是西藏入侵行動的核心,目的在於取得國際合法性。然而,當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領導者是一個世俗人士,由多數的流亡藏人普選產生 (55%) 。因此,中國政府不能再使用政教合一這個理由來指控新的領導人。最後,中國和其他國家,曾經譴責達賴喇嘛把宗教帶入政治。然而,這一次行政權力下放所完成的改變,將可全盤否定這類批評。

這一決定將寫入這場持續超過六十年的政治鬥爭。以非暴力的模式,西藏人民表明他們是多麼渴望改善中國的人權並尊重人民的自決權。

參考資料

Heath John,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res, Saqi, 2005.
Stil-Rever Sofia, Le Dalaï-Lama. Appel au monde, Paris, Seuil, 2011.
Travers Alice, « Chronologie de l’histoire du Tibet », Outre-Terre, (21), janv. 2009, pp. 109-128.
Withehead Laurence, « Entreprise de démocratisation : le rôle des acteurs externes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24), mars 2004, pp. 109-124.

PAC 31 – 諾貝爾外交的不妥協 頒發給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

Josepha Laroch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31

Liu XiaoSource: Wikipedia

2010年12月20日,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受獎人劉曉波缺席了,身為國內的異 議份子,目前他正在監獄裏服刑,為期十一年「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儘管北京方面不斷 施壓,劉曉波仍被視為得獎的最佳人選之一。最終,諾貝爾委員會於2010年10月7日以「在中 國境內持續地藉由非暴力方式追求人權所付出的努力」將這個獎項授予劉曉波,而北京當局將 此舉視為對中國政府的一大侮辱。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從 1901 年以來,諾貝爾頒獎典禮每年定期於 12 月 10 日舉行。這一天是諾貝爾創辦人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 (Alfred Nobel,1833-1896) 的逝世紀念日。身為發明家、工業家、金融家、 文學家以及和平主義者,這位掌管首批發跡的跨國企業公司之一的瑞典慈善家,於 1895 年 11 月 27 日立下遺囑,將他巨額的遺產拿來創立五個一年一度頒發的獎項,其中四項於斯德哥爾 摩頒發1: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至於諾貝爾和平獎,他特別指定由挪威議會 (le Storting) 來負責此獎項的授予儀式。事實上,當時奧斯陸的挪威議會是歐洲少數存在的民主形 式國民議會。此外,對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而言,比起當時瑞典挪威之間的激烈衝突,挪威議 會為掌管此獎項的準備工作更是他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交付其執行的決定因素。諾貝爾認為挪 威議會是當時接管和平獎最具資格與最具正當性的權力當局。由於諾貝爾本人並不完全贊同其 他和平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觀點,因此他試圖推動另一種促進和平的途徑,建立一個前所未有 而別出心裁的機制。有鑒於此,他設計了這個以人文主義、科學主義與能力主義精神為基準的 極具象徵性的工具。因此,這個為許多個人功績給以榮譽並且超越國家疆界的國際授獎機制, 實行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它摒棄了創辦者諾貝爾所厭惡的國家主義情結。

回想起異議份子劉曉波在零八憲章起草過程扮演的重要角色,這項宣言由若干擁護言論 自由與宣導多元化選舉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活動份子共同發表。這位從前擔任過文學教授的異議 人士也被推選為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領袖之一,在這事件中他特別發起了絕食 抗議活動。而關於頒獎典禮中劉曉波的缺席,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並非是第一次獲獎人不被允許 接受獎項。這種被禁止受獎的情況在往年也曾發生過好幾次。例如在1958年,伯里斯·巴斯特 納克 (Boris Pasternak) 就沒能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地,在1970年,小 說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也未能前往受獎。1975年,身為科學院院士與 物理學家的安德列·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也同樣因未能取得蘇聯當局發給的簽證,而沒能 親自前往挪威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最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緬甸軍政權的反抗政治鬥士翁山 蘇姬 (Aung San Suu Kyi) 身上,她也未能在1991年前往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理論框架

一、 非政府間外交。諾貝爾獎的頒發─無論授獎的理由為何─已形成一項外交行為─諾貝爾 外交─這項外交行為的特點是,諾貝爾獎在面對國家行為者時仍堅持貫徹其固守的原則與 其強烈的決心。這也為什麼諾貝爾獎授獎過程經常有反對某些國家政治現狀的目的性存 在。
二、 道德外交。諾貝爾當局以普世道德良心價值的擁護者自居。就此而言,它試圖體現某些 普世價值的不可妥協性,像是自由、技能或無私奉獻的精神。它自詡為對抗國家機關的人 權價值最強大的保護者。透過對受獎人的選拔,它扮演了一個菁英鬥士的角色,一個得以 借助維護人權與世界和平普世價值之名來對國家內部事務進行干預的名副其實的公證人角 色。

案例分析

面對諾貝爾外交的激進化,中國當局在授獎決策過程之初曾試圖以廣泛的攻勢外交來影 響委員會的決定,以防止任何讓獎項授予劉曉波的可能性。然而,10月7日委員會的聲明象徵 了中國當局策略的失敗,也如同對中共政治的汙名化。從那時起,中國當局改由各國行政當局 下手與其進行交涉,以期達到各國大規模抵制頒獎典禮的目的。但儘管中國當局反復施壓,僅 有二十個國家-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古巴、伊朗、巴基斯坦、俄羅斯、斯里蘭卡與委內瑞 拉等國-最終婉拒了諾貝爾當局的邀請。相反地,共有六十五個國家的外交代表出席奧斯陸的 頒獎典禮,以表示本國對諾貝爾獎的重視與認同。因此像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或巴西等 國都決定不因北京的警告與威脅而讓步。

對於把獎項頒發劉曉波的這個選擇是屬於諾貝爾當局外交方針的範圍內,這項決定顯示 諾貝爾當局由始至終對中國官方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1989年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四 個月後,同年並且也是拉薩起義的三十周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獎項頒發給西藏的精神領 袖達賴喇嘛。這個決定在當時賦予了西藏起義一個意義重大的國際認可,而當時在中國市場開 放的背景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對中國讓步的態度與立場。事實上,如果說這位西藏活佛 始終致力於以和平方式來追求西藏獨立自治,他在外交上卻仍是處於孤立的狀態。達賴喇嘛曾 多次向北京提出和解的折衷協定,例如仿照香港模式給予西藏一國兩制的地位。對於將獎項頒 發給達賴喇嘛的考慮,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特別強調他一貫地堅持反對訴諸暴力的主張。換句 話說,達賴喇嘛的受獎象徵了對中國官方政策的指責,目的也在呼籲中國當局應當與達賴喇嘛 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

在尚未開放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中國在近二十年來不斷加強自身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 力,如今它已成為美國霸權最主要的挑戰者。在許多議題上,中美兩國不就構成了一個主導決 策的國家集團,如G2,但儘管國際局勢如此轉變,諾貝爾當局的方針始終如一:施以道德上的 譴責以及呼籲各方促進對話協商。也就是說,透過褒揚一位中國公民為和平、民主與人權所作 出的努力,諾貝爾委員會不同於許多國家行為者,即便面對中國官方的斥責,它仍堅持了自身 的立場絲毫不動搖。

參考資料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Paris, PUF, 1995, ouvrage qui sera prochainement réédité. http://nobelprize.org/nobel_organizations/ http://fr.rsf.org/chine-liu-xiaobo-biographie-28-10-2010,38695.html http://fr.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2/46516/

1 瑞典銀行於 1968 年慶祝其三百周年紀念,並且同時緬懷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因而創立了諾貝爾經濟 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