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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111 – 國際足球總會干涉國家主權 巴西世界杯足球賽(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

Élie Landrie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1

Pixabay

第20屆世界杯足球賽於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在巴西舉行,然而負責籌辦這項賽事的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卻遭受前所未有的批評和質疑。實際上,這個私立的組織享有強大的資源,足以強制要求賽事主辦國遵守其訂定的嚴苛條件,儘管可能對社會、經濟層面甚至是個人安全造成嚴重衝擊。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1904年5月21日,七個歐洲國家(德國、丹麥、西班牙、法國、荷蘭、瑞典與瑞士)的體育協會代表於巴黎創立了國際足球總會,以管制這項快速發展的運動。除了比賽規則制定以及協調各國足協的運作,國際足球總會最主要的目標即是規劃舉辦一項國際性的賽事。

儘管迅速獲得其他國家認可並加入,直到1930年,國際足球總會才終於在烏拉圭舉辦第一屆世界杯。然而,在經濟危機和國際衝突的雙重紛擾下,首屆賽事成果不如預期。僅有十三個國家參與,尤其傳統歐洲足球強權缺席(英國、德國和義大利)。但是,各國政府很快地體認到這項賽事可帶來的象徵性影響力,更可因此提升國際形象。因此,1934年的義大利世界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賽事作為向外界展現國力的櫥窗。鋪張華麗的賽程規劃加上義大利國家隊的強勢勝利,讓法西斯政權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向全世界傳達光榮實力與現代化的國家形象。

在電視普及之後,世足賽的政經影響力又提升到另一個規模。1996年的世界杯決賽首次有電視實況轉播,這場在倫敦進行由英格蘭對戰西德的賽事共有六千萬人收看。自此,世足賽成為各大品牌展示、宣傳的場合。此外,在1970年期間,由巴西企業家哈維蘭治(Joao Havelange)領導的國際足總和可口可樂、愛迪達簽訂合約,與這兩大國際集團的夥伴關係更持續至今。此後,國際足球總會不斷提升其影響力。掌控四年一度賽事的權利金收入(轉播權、行銷權以及多媒體平台),國際足球總會的營收持續提高。以2007年至2010年為例,營收達到42億美元。然而,這個主管全球足球運動的機構也同時捍衛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尤其在世界杯賽事的規劃上,強制主辦國接受嚴苛的條件和待遇。

理論框架

私有組織介入國際事務。全球化導致國際上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造成非國家行為者的興起。私有組織和機構獲得某些領域的管制權力,如國際足球總會有足夠權力反對、甚至反制各國政府的內部決策。

國家權力的重組。因此,這些新的行為者共同參與政治權力的改變。以本屆世界杯足球賽為例,在國際足球總會的要求之下,巴西政府必須大幅加強維安工程,直至甚至必須放棄其他重要領域的國家管制功能。

案例分析

由於負責世界杯足球賽的籌劃,國際足球總會擁有可觀的政治權力,讓它得以在國際舞台上辦演一個重要且獨立的行為者。當然,不同於其他跨政府組織,國際足球總會並未享有任何國家主權的代表權。實際上,這個足球運動的最高管制機構僅是由各國運動協會共同組成,因此,並沒有和各國政府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由於讓各國互相競爭世界杯的主辦權,國際足總讓各國政府必須接受它制訂的賽事舉辦條件,並同時增進各國政府與國際足總的依賴關係。因此,國際足總甚至有能力影響各國國內體育活動的營利。實際上,如同前兩屆在南非和德國舉辦的世界杯,本屆世界杯的主辦國巴西接受了國際足總的要求,放棄徵收世界杯期間國際足總和所有商業合作廠商的營業稅。此外,國際足總更強制了一系列的措施維護其贊助企業的利益,而不利於在地業者。在各個比賽場地週圍,於是規劃了與國際足總合作的官方品牌「專賣區」。比起主辦國政府,國際足總更能掌控由賽事產生的龐大利益。這也代表了國家行為者的社會管制功能收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在這個背景之下,因為籌辦世界杯而持續增加的公共負債(110億美元)將大幅影響巴西政府未來各項社會政策的制定。其實,儘管抗議動員逐漸擴大,巴西政府已經規劃一個減少公共支出方案,將直接影響公共服務的預算。同樣地,巴西政府在維護民主政權穩定的能力也受到質疑。很顯然地,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突顯了巴西各級政府忽略了徵詢民意的必要性。儘管在國際足球總會的壓力下,巴西政府放棄了部分的國家主權,但是,巴西也並非完全沒在賽事籌辦過程中獲利。實際上,在與國際足球總會簽訂的共同協議中,巴西政府必須特別加強維安措施,並趁機鞏固對人民的掌控。因此,以籌辦世界盃為由,巴西政府同時擴張了警察權和司法權。針對維安設備、監視器材和特殊行動軍隊,巴西政府共花費了20億里拉(9億美元),同時還利用軍隊弭平在各地的抗爭行動。此外,與國際足球總會代表共同協商出的「世界杯法」更在巴西的刑法中增加了新的罪名。而在公共自由的危害方面,巴西國會目前正在審查一項「反對恐怖主義分子」的法律,該法案以廣義的恐怖主義為基礎,懲處對財物和服務的破壞。這項法案即是針對在世界盃舉辦期間進行抗議的民眾。這些法律將造成警察暴力的擴大甚至是免罪。許多非政府組織即指出並譴責警察在抗議動員活動犯下的暴力行為。尤其是鄰近觀光景點的貧民區(favelas),警察驅逐當地居民的暴力行動。然而,巴西政府和國際足球總會之間並不僅只是對立和競爭關係。實際上,足球管制最高單位有能力影響巴西政府的根本的公共權力,如營利的管制和分配以及民主秩序的維護。然而,在這兩個機構之間同時也存在合作和夥伴關係。例如,兩者都認同加強安全管制的重要性:國際足球總會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以順利完成世界杯賽事,而巴西政府利用軍警趁機弭平社會安全問題,如貧民區和各個社會運動。於是,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行為者,巴西政府反而在本屆世界杯的籌辦中專注處理逐漸「崩解」的安全與社會秩序問題,而願意對國際足球總會放棄部分國家權力。

參考資料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Éditions Liber, 2012.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usseau Juliette, « Villes marchandes et villes rebelles : préparation aux méga-événements et reconfiguration des formes d’exercice du pouvoir au Brésil », Mouvements, 2014, (2), p. 24-30.
Amnesty international, « Ils utilisent une stratégie le peur ». Le Brésil doit protéger le droit de manifester, 5 juin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