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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35 – 另类全球化运动的不确定性 2011年2月6日至11日在达喀尔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

Clément Paul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35

2011年3月20日,许多国家如法国、墨西哥与摩洛哥分别在当地庆祝声援阿拉伯与非洲人民起义的国际团结日。这次的行动由若干组织网络规划推动,如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 ATTAC )与第三世界债务废绝委员会( CADTM ),并在达喀尔世界社会论坛的框架下进行。从2011年2月6日至11日,这个在塞内加尔首都举行的第十一届另类全球化运动国际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在进行开幕仪式与循环讨论会后,社会运动大会在2011年2月1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明确指出各方共同决定的两项行动 。除了3月20日外,2011年10月12日被选定为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行动日。

历史回顾
理论框架
案例分析
参考資料

历史回顾

回顾首届2001年1月25日至30日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 这是抗议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高峰会活动的延续。这个创举象征性地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行响应。随着大会宪章的制订,世界社会论坛也因此催生了国际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以期确保此一活动的可持续性。世界社会论坛于巴西进行了多次集会,2001年、2002年、2003年与2005年四次在阿雷格里港举行,2009年在巴伦举行;并也扩展到印度-2004年在孟买,非洲-2007年在内罗毕与2011年在达喀尔举行,同样地2006年于多元会议的框架下在卡拉奇、加拉加斯和巴马科举行。特别是在近十年内,已经有许多地方性的活动在进行,例如与非洲、亚洲、欧洲、马格里布等区域社会论坛的合作。此外要特别注意到在2010年55个这类型的高峰会已在28个不同的国家举行。

另外要注意到的是,這種分散化的情況顯示了行動的多樣化-至少可說是地理上的多樣化,參與民眾的與探討議題的多樣化,這個現象也伴隨著經常參與者人數的增加。在這些與會人士中,一些有魅力的領導者紛紛出現,他們的立場與態度受到很多人的期待與矚目。包括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德恩巴·莫沙·德恩比萊 (Demba Moussa Dembelé),古斯塔夫·马塞亚(Gus Massiah), 阿米娜·特拉欧雷 (Amina Dramane Traoré)或伊曼努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05年,十九位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共同签订了一项阿雷格里港宣言,包括了十二项提议,其中一项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托宾金融税、纳税优惠地等等的废除。然而,这项宣言仍缺乏官方正式认可,即便它可被视为另类全球化运动最根本的基础。一般而言,世界社会论坛的创立者与部分倡导者已经开始试着建立一个开放的与容纳各方意见的公共论坛,纯为意见交流而无决策性的场合。然而,这样的构想经常受到各界的批评,这个论坛被批评为没有效力且毫无章法,更是与政治脱钩。

理论框架

一、 活动参与者的异质性。由莉莲·马蒂厄( Lilian Mathieu )提出的空间概念-在社会运动的场域中,空间概念被理解为实际执行的现实世界与自主性相对较高的观念意识的总体汇合-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事实:全体活动参与者所拥有的资源与采取的立场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更甚的是,这个概念凸显了另类全球化运动的边界渗透性。在这种情况下因而产生了内部永久的对抗现象,为了对另类全球化运动这个标签进行定义,也为了因应外来参与者入侵可能性增加的现况。

二、 政治投资策略的考虑。基于这个原因,这个可塑性有助于政治领域专业行为者充分对这项活动进行运用。基于不同的程度与范围,这类型的相互影响引发了众多争议,甚至也促使世界社会论坛的本质进行变化。

案例分析

起初,多数的评论家都特别强调论坛的议题设定功能,它把较不受到媒体关注的议题纳入议事日程。因此,我们注意到了土地垄断问题的重要性与关于移民人权问题的重要性。然而,这些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要归功于2010年在各地举行的区域性会议,例如针对气候变迁议题的科恰班巴首脑会议。然而,要对于多样议题的选择此一现象进行思考,这就必须要回头正视一个事实:各个活动参与者的背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对于这些参与人士的探讨常常被掩盖在模糊的公民社会这个名词之下。若重新引用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 )提出的理论,我们应该有必要依照资源与行为模式的不同来对活动行为者加以区别,而不是只根据意识型态来将他们作分类。也因此可以注意到在另类全球化运动中不平等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弱势组织参与活动的资金短缺情况。同样地,关于活动的推行-一般以较无组织的方式进行-则是倾向于对跟世界社会论坛交流频繁的团体较为有利,而世界社会论坛掌握大部分的资源与工具来对运动进行后勤支持。尽管国际理事会下的方法委员会做出了许多努力-特别定价,达喀尔会议、沙漠商队等方面,对于所谓世俗事物相对被边缘化的现象,这让创造一个平等政治机会结构的理想变得遥不可及。即便有大约130个国家代表的参与,我们同样必须注意到地域性的重大差异。如果说这个论坛主要为各方意见交流与建立关系网络的场合,许多组织间的相互合作-发展研究与信息中心( CRID )、国际行动援助组织( ActionAid )、农民之路组织(Via Campesina)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是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 (ATTAC) 的塞内加尔分部的成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活动中吸引了八百多民众与群体的参与。

然而,这项异质性也是源自于论坛的成立本意,旨在建立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并排除任何正式的官方决策因素在内。也因此在宪章的第六项准则,明订任何的论坛参与者都不得以世界社会论坛之名来对外发言,这项原则也更普遍地表明了此论坛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特性。根据奇柯·灰塔克 (Chico Whitaker) 的说法,这项国际性的集会应该被看作是一项人道的公共财,它不能被私有化,也不能被阶级化。在这方面,资源的管理问题似乎显得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在活动策划者的资金来源不确定的情况下。举摩洛哥为例,它对论坛有实质的贡献,尽管摩洛哥政府委派了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去反对西撒哈拉沙漠国家出席此论坛。随后,举办高峰会的塞内加尔当局对此也采取暧昧的态度,这种态度被视为消极的抵抗,并且被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认为是在搞破坏。要特别注意到,这些主要是针对总统华德所作出的批评,因为他在2月7日举行的会议中对另类全球化运动采取疏离的立场。正当2012年的总统大选逼近之际,塞内加尔社会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伴随着失业与供电问题而高涨的抗议声浪,种种因素让华德倾向于阻碍这项国际性反社会运动的举行。如果说国际社会论坛对华德的邀请造成了激烈的争论,玻利维亚总统艾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 的开幕演说更是引发许多争议。事实上艾沃·莫拉莱斯与巴西前总统卢拉 (Lula) 都藉由强调改变的迫切性以谋求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与论坛力求与政治脱钩的策略背道而驰。即使是活动拥护者,像是古斯塔夫·马塞亚,都已经宣告 G20 将重新讨论他们的提议,像是托宾税或避税区的控管问题。萨米尔·阿明作出如下的批注:「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抗争活动所取得的进展而言,世界社会论坛的进展非常缓慢。」这位经济学家也揭露了,即便来自马格里布与马什里克地区的代表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在2010年这些地区分别举行了十一次的社会论坛,在这样的情况下突尼西亚以及埃及社会运动与论坛之间的关系仍是相对地脱节。

参考資料

Mathieu Lilian, « L’espac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 Politix (77), 2007, pp. 131-151.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 Les ONG face aux mouvements altermondialistes », 54 (3), juin 2004.
Tarrow Sidney G.,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World Social Forum, Egypt and Transformation”, 20 février 2011, à l’adresse web : http://www.iwallerstein.com/theworld-social-forum-egypt-and-transformation/ [10 mar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