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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31 – 诺贝尔外交的不妥协 颁发给中国异议份子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

Josepha Laroch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31

Liu XiaoSource: Wikipedia

2010年12月20日,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受奖人刘晓波缺席了,身为国内的异议份子,目前他正在监狱里服刑,为期十一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期。尽管北京方面不断施压,刘晓波仍被视为得奖的最佳人选之一。最终,诺贝尔委员会于2010年10月7日以「在中国境内持续地藉由非暴力方式追求人权所付出的努力」将这个奖项授予刘晓波,而北京当局将此举视为对中国政府的一大侮辱。

历史回顾
理论框架
案例分析
参考資料

历史回顾

从1901年以来,诺贝尔颁奖典礼每年定期于12月10日举行。这一天是诺贝尔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Alfred Nobel,1833-1896) 的逝世纪念日。身为发明家,工业家,金融家,文学家以及和平主义者,这位掌管首批发迹的跨国企业公司之一的瑞典慈善家,于1895年11月27日立下遗嘱,将他巨额的遗产拿来创立五个一年一度颁发的奖项,其中四项于斯德哥尔摩颁发1 :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至于诺贝尔和平奖,他特别指定由挪威议会 (le Storting) 来负责此奖项的授予仪式。事实上,当时奥斯陆的挪威议会是欧洲少数存在的民主形式国民议会。此外,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言,比起当时瑞典挪威之间的激烈冲突,挪威议会为掌管此奖项的准备工作更是他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交付其执行的决定因素。诺贝尔认为挪威议会是当时接管和平奖最具资格与最具正当性的权力当局。由于诺贝尔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其它和平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观点,因此他试图推动另一种促进和平的途径,建立一个前所未有而别出心裁的机制。有鉴于此,他设计了这个以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与能力主义精神为基准的极具象征性的工具。因此,这个为许多个人功绩给以荣誉并且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授奖机制,实行至今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它摒弃了创办者诺贝尔所厌恶的国家主义情结。

回想起异议份子刘晓波在零八宪章起草过程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项宣言由若干拥护言论自由与倡导多元化选举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活动份子共同发表。这位从前担任过文学教授的异议人士也被推选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活动的领袖之一,在这事件中他特别发起了绝食抗议活动。而关于颁奖典礼中刘晓波的缺席,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第一次获奖人不被允许接受奖项。这种被禁止受奖的情况在往年也曾发生过好几次。例如在1958年,鲍里斯巴斯特纳克 (Boris Pasternak) 就没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地,在1970年,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忍尼辛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也未能前往受奖。1975年,身为科学院院士与物理学家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也同样因未能取得苏联当局发给的签证,而没能亲自前往挪威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最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缅甸军政权的反抗政治斗士翁山苏姬 (Aung San Suu Kyi) 身上,她也未能在1991年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理论框架

一、 非政府间外交。诺贝尔奖的颁发─无论授奖的理由为何─已形成一项外交行为─诺贝尔外交─这项外交行为的特点是,诺贝尔奖在面对国家行为者时仍坚持贯彻其固守的原则与其强烈的决心。这也为什么诺贝尔奖授奖过程经常有反对某些国家政治现状的目的性存在。

二、 道德外交。诺贝尔当局以普世道德良心价值的拥护者自居。就此而言,它试图体现某些普世价值的不可妥协性,像是自由、技能或无私奉献的精神。它自诩为对抗国家机关的人权价值最强大的保护者。透过对受奖人的选拔,它扮演了一个菁英斗士的角色,一个得以借助维护人权与世界和平普世价值之名来对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名副其实的公证人角色。

案例分析

面对诺贝尔外交的激进化,中国当局在授奖决策过程之初曾试图以广泛的攻势外交来影响委员会的决定,以防止任何让奖项授予刘晓波的可能性。然而,10月7日委员会的声明象征了中国当局策略的失败,也如同对中共政治的污名化。从那时起,中国当局改由各国行政当局下手与其进行交涉,以期达到各国大规模抵制颁奖典礼的目的。但尽管中国当局反复施压,仅有二十个国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古巴,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斯里兰卡与委内瑞拉等国-最终婉拒了诺贝尔当局的邀请。相反地,共有六十五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出席奥斯陆的颁奖典礼,以表示本国对诺贝尔奖的重视与认同。因此像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或巴西等国都决定不因北京的警告与威胁而让步。

对于把奖项颁发刘晓波的这个选择是属于诺贝尔当局外交方针的范围内,这项决定显示诺贝尔当局由始至终对中国官方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事实上,1989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四个月后,同年并且也是拉萨起义的三十周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奖项颁发给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个决定在当时赋予了西藏起义一个意义重大的国际认可,而当时在中国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对中国让步的态度与立场。事实上,如果说这位西藏活佛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追求西藏独立自治,他在外交上却仍是处于孤立的状态。达赖喇嘛曾多次向北京提出和解的折衷协议,例如仿照香港模式给予西藏一国两制的地位。对于将奖项颁发给达赖喇嘛的考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特别强调他一贯地坚持反对诉诸暴力的主张。换句话说,达赖喇嘛的受奖象征了对中国官方政策的指责,目的也在呼吁中国当局应当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

在尚未开放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中国在近二十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如今它已成为美国霸权最主要的挑战者。在许多议题上,中美两国不就构成了一个主导决策的国家集团,如G2?但尽管国际局势如此转变,诺贝尔当局的方针始终如一:施以道德上的谴责以及呼吁各方促进对话协商。也就是说,透过褒扬一位中国公民为和平,民主与人权所作出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不同于许多国家行为者,即便面对中国官方的斥责,它仍坚持了自身的立场丝毫不动摇。

参考資料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Paris, PUF, 1995, ouvrage qui sera prochainement réédité.
http://nobelprize.org/nobel_organizations/
http://fr.rsf.org/chine-liu-xiaobo-biographie-28-10-2010,38695.html
http://fr.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2/46516/

1瑞典银行于1968年庆祝其三百周年纪念,并且同时缅怀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因而创立了诺贝尔经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