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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31 – 諾貝爾外交的不妥協 頒發給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

Josepha Laroch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31

Liu XiaoSource: Wikipedia

2010年12月20日,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受獎人劉曉波缺席了,身為國內的異 議份子,目前他正在監獄裏服刑,為期十一年「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儘管北京方面不斷 施壓,劉曉波仍被視為得獎的最佳人選之一。最終,諾貝爾委員會於2010年10月7日以「在中 國境內持續地藉由非暴力方式追求人權所付出的努力」將這個獎項授予劉曉波,而北京當局將 此舉視為對中國政府的一大侮辱。

歷史回顧
理論框架
案例分析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從 1901 年以來,諾貝爾頒獎典禮每年定期於 12 月 10 日舉行。這一天是諾貝爾創辦人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 (Alfred Nobel,1833-1896) 的逝世紀念日。身為發明家、工業家、金融家、 文學家以及和平主義者,這位掌管首批發跡的跨國企業公司之一的瑞典慈善家,於 1895 年 11 月 27 日立下遺囑,將他巨額的遺產拿來創立五個一年一度頒發的獎項,其中四項於斯德哥爾 摩頒發1: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至於諾貝爾和平獎,他特別指定由挪威議會 (le Storting) 來負責此獎項的授予儀式。事實上,當時奧斯陸的挪威議會是歐洲少數存在的民主形 式國民議會。此外,對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而言,比起當時瑞典挪威之間的激烈衝突,挪威議 會為掌管此獎項的準備工作更是他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交付其執行的決定因素。諾貝爾認為挪 威議會是當時接管和平獎最具資格與最具正當性的權力當局。由於諾貝爾本人並不完全贊同其 他和平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觀點,因此他試圖推動另一種促進和平的途徑,建立一個前所未有 而別出心裁的機制。有鑒於此,他設計了這個以人文主義、科學主義與能力主義精神為基準的 極具象徵性的工具。因此,這個為許多個人功績給以榮譽並且超越國家疆界的國際授獎機制, 實行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它摒棄了創辦者諾貝爾所厭惡的國家主義情結。

回想起異議份子劉曉波在零八憲章起草過程扮演的重要角色,這項宣言由若干擁護言論 自由與宣導多元化選舉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活動份子共同發表。這位從前擔任過文學教授的異議 人士也被推選為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領袖之一,在這事件中他特別發起了絕食 抗議活動。而關於頒獎典禮中劉曉波的缺席,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並非是第一次獲獎人不被允許 接受獎項。這種被禁止受獎的情況在往年也曾發生過好幾次。例如在1958年,伯里斯·巴斯特 納克 (Boris Pasternak) 就沒能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地,在1970年,小 說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也未能前往受獎。1975年,身為科學院院士與 物理學家的安德列·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也同樣因未能取得蘇聯當局發給的簽證,而沒能 親自前往挪威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最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緬甸軍政權的反抗政治鬥士翁山 蘇姬 (Aung San Suu Kyi) 身上,她也未能在1991年前往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理論框架

一、 非政府間外交。諾貝爾獎的頒發─無論授獎的理由為何─已形成一項外交行為─諾貝爾 外交─這項外交行為的特點是,諾貝爾獎在面對國家行為者時仍堅持貫徹其固守的原則與 其強烈的決心。這也為什麼諾貝爾獎授獎過程經常有反對某些國家政治現狀的目的性存 在。
二、 道德外交。諾貝爾當局以普世道德良心價值的擁護者自居。就此而言,它試圖體現某些 普世價值的不可妥協性,像是自由、技能或無私奉獻的精神。它自詡為對抗國家機關的人 權價值最強大的保護者。透過對受獎人的選拔,它扮演了一個菁英鬥士的角色,一個得以 借助維護人權與世界和平普世價值之名來對國家內部事務進行干預的名副其實的公證人角 色。

案例分析

面對諾貝爾外交的激進化,中國當局在授獎決策過程之初曾試圖以廣泛的攻勢外交來影 響委員會的決定,以防止任何讓獎項授予劉曉波的可能性。然而,10月7日委員會的聲明象徵 了中國當局策略的失敗,也如同對中共政治的汙名化。從那時起,中國當局改由各國行政當局 下手與其進行交涉,以期達到各國大規模抵制頒獎典禮的目的。但儘管中國當局反復施壓,僅 有二十個國家-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古巴、伊朗、巴基斯坦、俄羅斯、斯里蘭卡與委內瑞 拉等國-最終婉拒了諾貝爾當局的邀請。相反地,共有六十五個國家的外交代表出席奧斯陸的 頒獎典禮,以表示本國對諾貝爾獎的重視與認同。因此像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或巴西等 國都決定不因北京的警告與威脅而讓步。

對於把獎項頒發劉曉波的這個選擇是屬於諾貝爾當局外交方針的範圍內,這項決定顯示 諾貝爾當局由始至終對中國官方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1989年在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四 個月後,同年並且也是拉薩起義的三十周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獎項頒發給西藏的精神領 袖達賴喇嘛。這個決定在當時賦予了西藏起義一個意義重大的國際認可,而當時在中國市場開 放的背景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對中國讓步的態度與立場。事實上,如果說這位西藏活佛 始終致力於以和平方式來追求西藏獨立自治,他在外交上卻仍是處於孤立的狀態。達賴喇嘛曾 多次向北京提出和解的折衷協定,例如仿照香港模式給予西藏一國兩制的地位。對於將獎項頒 發給達賴喇嘛的考慮,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特別強調他一貫地堅持反對訴諸暴力的主張。換句 話說,達賴喇嘛的受獎象徵了對中國官方政策的指責,目的也在呼籲中國當局應當與達賴喇嘛 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

在尚未開放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中國在近二十年來不斷加強自身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 力,如今它已成為美國霸權最主要的挑戰者。在許多議題上,中美兩國不就構成了一個主導決 策的國家集團,如G2,但儘管國際局勢如此轉變,諾貝爾當局的方針始終如一:施以道德上的 譴責以及呼籲各方促進對話協商。也就是說,透過褒揚一位中國公民為和平、民主與人權所作 出的努力,諾貝爾委員會不同於許多國家行為者,即便面對中國官方的斥責,它仍堅持了自身 的立場絲毫不動搖。

參考資料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Paris, PUF, 1995, ouvrage qui sera prochainement réédité. http://nobelprize.org/nobel_organizations/ http://fr.rsf.org/chine-liu-xiaobo-biographie-28-10-2010,38695.html http://fr.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0/12/46516/

1 瑞典銀行於 1968 年慶祝其三百周年紀念,並且同時緬懷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因而創立了諾貝爾經濟 獎。